“双减”之后，补课需求没有消失，市场也还在，只是变得更加隐蔽了。

这个暑假，许多初中生、高中生在“一对一”老师的家里、机构隐秘的角落里集中补习。几门学科一起补，一节课（两小时）几百到一两千的费用，在暑假密集的课时里堆叠出惊人的数据。有人一个暑假花出去上十万元，有人一算吓一跳，初二到初三这一年多，“花出去五六十万”。
“孩子补课成了我家最大的开销”“要不要补课”在社交平台上被推荐给更多家长。焦虑情绪也在进一步蔓延。中产家长对教育的投入仿佛一场赌局，投入了，未必有产出，但不投入，总有种被落下的恐惧。你补我也补，最终又来到同一起跑线上。
一年五六十万
为了给女儿找到一对一补课老师，张润城把所有能想到的人都骚扰了一遍。
他翻开微信好友列表，在每个头像那里停下思考是否也有同龄小孩，然后群发信息。聊天页面被“打扰一下......”刷屏。问四五个人才能问出一个老师，还得看老师们是否有档期。张润城足足问了半个月，才找到一个有合适时间的语文老师，“真就满世界找（老师）”。
张润城在北京工作，女儿小学阶段一直在学而思补习英语。2021年“双减”政策推行之后，孩子暂停了补课。2022年，“双减”正严，升入初一的孩子一整年没有参与任何补课。但到了初二，越来越近的中考以及“普职分流”的焦虑让家长们又开始偷偷给孩子补课了，而且更多人选择更隐蔽的一对一补课。这意味着，更多的投入，更高的费用。
“双减”之前，想找到一个补习老师只需要三步：查询几家辅导机构的评价，对比价格，然后交钱上课。“双减”之后，找补课老师变成了一项十分考验家长能力的活动。
一般先让孩子找同学打听，得到的答案大都是“没报过”，偶尔碰到个心直口快的，可能直接回复“当然报了”，但“肯定不能告诉你”。
最终只能靠家长“满世界打听”。且找老师的流程要重复好几次，孩子不止要补语文，道法、物理等很多科目都要补，张润城和妻子分工合作，平分联络任务，为了找到老师，几乎把身边能问的朋友都联络遍了。在找物理老师时，张润城想走捷径，直接找语文老师推荐，但老师并没有介绍，感觉“老师之间的信息也是全封闭的”。
在找老师的过程中，焦虑还会在家长之间传染、蔓延。张润城向别的家长打探语文老师时，有个家长听后立马担忧，他家小孩也没补语文，“这要补么，是不是我也得找个”。于是，找老师大军在寻找的过程中队伍慢慢壮大。



同在北京工作的李兰兰也是从儿子初二开始找一对一老师补课。她直接去找刚中考完的孩子家长打听，对方果然坦诚相告：“补，肯定都补”，也更愿意给她介绍老师。
一对一补课不仅考验家长的能力和体力，更考验财力。
张润城请的语文老师，一节课（两小时）就要一千三，不止语文，儿子总共学了四五科，很多学科的课时费都不少于一千，最贵的是初三一模后的道德与法治，一节课就要一千五。初三这一年，补课费就快十万了。
条件更好的家长们，会选择在校老师来补课，尤其是名校老师。一位行业内的人告诉每日人物，在校老师的价格一小时一般是一千到两千不等，用北京人大附中的老师来举例，一小时就要两千块，“很少有老师超过两千，因为能负担的家庭太少了”。
北京人赵晓惠专门托朋友介绍了一个补习机构，机构里的师资据说都是在校老师，两小时一节课就要两千块，因为孩子数学、英语等很多科都薄弱，她直接报了四门课，“至少得尽到做父母的责任”。
平时只有周末上课，一个月也要三万多，到了寒暑假，费用直线上升，“一个假期，就要花上十多万”。赵晓惠平时很少计算补习费用，中考结束后，一算吓一跳，光是初二到初三这一年多的时间，“就花了五六十万”。
普通工薪家庭会有意控制课时费，但长时间积累下来，也是一笔大额支出。李兰兰和丈夫是北京双职工，每月各自到手一万出头。她把课时费上限定在每节课900块，儿子总共补了三科，每周上三节课，可一个月算下来，还是要花将近一万块，“一个人的工资就扔里了”。



即便不在一线城市，长时间的一对一补习积累起来，也是滴水成河。郑建军家在济南，一对一单价比一线城市低很多，初中时一节课三百块，但女儿每天都要上课，累积下来，一个月也要将近一万，“占到了家庭总支出的一半以上”。等到了高中，一对一的价格翻了倍，每节课涨到了八百块，每天上课的情况下，“补课费就能占到家庭总收入的一半”。
初中高中下来，算一算这么多年花在一对一补习上的费用，“没有一百万，七八十万也有了”。
补课游击队
一对一补课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是一个需要动态监测的系统工程。家长相当于项目经理，要制定KPI，监测效果，管理老师，安排学生，还要定期复盘，并及时调整策略。
“找到”老师只是第一步，是否合适还需要进一步磨合和筛选。筛选老师，成绩是一个尺度。但成绩是不可控的，到最后最省事的办法还是，“用钱砸”。
李兰兰最头疼的是儿子的数学成绩，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请数学老师上了，每请一个老师就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测试，看成绩是否有起色。有段时间，李兰兰找了一个900块一节课的数学老师，上了一学期，结果成绩一出来，就提高了两三分，“这不就白扔钱吗”。
初二到初三一年多的时间，儿子换了四五个数学老师。到最后，干脆请了两个数学老师，“一个负责基础，一个负责拔高”。
郑建军在筛选一对一老师的时候有明确的标准，“必须保证成绩能提升三十分”。初中只有三年的时间，半年的大班课没什么起色，再除去冲刺考试的半年，也就意味着女儿的学习时间只剩下两年，要在这两年从下游冲到中游，至少要提高二十分。考虑到执行过程的浮动，最终把KPI定在三十分。



只要成绩有起色，家长对教师的资质也不会那么较真。今年6月，南京一位家长花费70万给孩子请一对一家教补课的事被“捅”上了热搜，原因是，孩子上初中后数学成绩不升反降，调查后才发现老师没有初中教师资格证，家长要求退钱。
李婉莹在上海的一家一对一培训机构做助教，她透露，有时，即便机构的老师良莠不齐，选择匮乏的家长们也别无选择。一对一老师和机构是松散合作的关系，身份资质没有统一管理，有的说是在校老师，其实是曾经在学校工作过几年，早早离职出来单干，“专门跑机构的”。
老师讲课的水平也有差别。有的老师会提前就布置好作业，每节课的知识点也很丰富，“很有规划性”。但有的老师就显得很随意，一个半小时的课程，让学生直接做一小时的试卷，“感觉很水”，这类老师的日报是最难写的，李婉莹得尽可能“让日报看起来好看”。
机构的管理也比想象中混乱。考前冲刺时，一些学生选择在机构进行封闭式学习。一对一老师的档期很难确定，经常是一个老师来了，就随机叫一个学生过去上课，“管理很混乱”。虽然每个学生都有课表，但实际上大多都不会按照课表走，有的学生甚至一个月都没上过几节英语课，那段时间，李婉莹每天都在担心，甚至有些愧疚：学生们在这里上课真的能考出好成绩吗？



老师不稳定，上课的地点也是游击式的。
向宇的女儿一直在老师家里补课，每次补课，他就在楼下转悠，抽烟，或者去车里睡觉。有阵子，老师将补课地点挪到商场较为隐蔽的公共区域，向宇觉得不错，自己闲逛的地方也多了。但上了一次课后，老师又决定还是回到他家里补，在公共场合补课，总有点心惊胆战，怕被人举报。
在家长们的描述中，一对一补课的地点五花八门。有的藏在小区深处，从外面看去跟住宅毫无两样，根本不知道是补习班。有的躲在其他非学科类培训班后面，比如有一个补数学的机构，进去之前要先穿过一个少儿画室，里面是一个个辅导“教室”。严格意义上来说，不能算教室，小孩们挨着坐，隔着一块板，“像工位似的，一个格一个格的”。
机构还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李婉莹的机构就被举报过，为应对突击检查，老板干脆租了两个办公区，准备随时转移。
社交平台上也有人分享，补习班为了迎接检查，把上课地点临时从小区里转移到一个空荡荡的待租赁写字楼顶层，“很难找，因为迷路还差点迟到”，结果上课一半听说检查组还是找上来了。于是老师“以这辈子最快的手速退掉上课笔记投屏并迅速改为英语电影投屏。当被问及“这是在干什么？”时，老师回复“英语配音兴趣课程”。
更隐蔽的“卷”
只要在社交平台上搜过“补课”，大数据就会不断推送“补课”相关的内容。
“在上海，暑期补ke花费六万算多吗”，“孩子补课成了我家最大的开销”，“要不要补课”，焦虑感不知不觉就产生了。家长们被卷在一个巨大的教育焦虑信息茧房里。
张晓梅的女儿在上小学，一打开微信，翻开朋友圈，每隔几条就会弹出一个教育机构的广告，“今天是编程，明天是艺术”。不止微信，几乎每天都有机构给张晓梅打电话，电话里不会明说学科辅导，语文是阅读素养，数学是逻辑思维。
“双减”之后，学校不提倡公布成绩和排名了，家长却在主动定位自己孩子的“位置”。
每次考完试，张晓梅只能看到A、B、C、D等级。但家长们自有办法知道具体成绩，比如每个家长用花名把小孩的成绩发给群主，群主收集好后再排好序发在群里，这样，家长就可以知道自己孩子的排名了。
张晓梅自称“仰卧起坐”式家长，一会儿想躺平，告诉自己你看现在国家也在给孩子减负，也在治理教育内卷，现在孩子有情绪问题的也很多，别把孩子给整得咋样了，“这个时候就躺下了”。但是过了几天，看到别人家孩子已经这样了，或者看到那个博主说的也对呀，“就又开始着急了”。
对待孩子的态度也很分裂。一面尽量保持“和颜悦色”，鼓励小孩；一面偷偷内耗，替孩子着急。一次期末考试后，学校公布了成绩，但没公布排名，女儿兴冲冲地拿着91分的数学卷子回家，认为自己考得很好。张晓梅嘴上鼓励着“真棒，一学期辛苦了”，带女儿吃麦当劳，可又忍不住在心里嘀咕：这个成绩肯定是在班上靠后的一小撮。



当明面上的竞争被转移到暗处，“不透明”的恐惧感甚至加剧了一部分家长的焦虑。
让张润城内耗的是一套基础的逻辑。他没有真正见过“别人家的小孩”，也无法具体确定补课的都是谁，学到了什么进度，会不会有名师。可如果别人都在学，都在进步，自家的小孩如果不一起进步，就相当于退步，“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道理肯定没错”。
家长和孩子都能感受到这种竞争暗流。
上初中后，女儿不止一次地跟郑建军抱怨过老师讲课速度太快，家庭作业也很晚才完成，郑建军跟身边的家长一打听，才发现超前学习是普遍现象，补习的人多了，“没补过课的人就落下了”。
从初中才开始补课，郑建军明显感觉到“赶不上趟儿”的压力。他用吃馒头作比喻，一百个馒头分一百天吃完，会很轻松，可如果没吃完，就得积压到下一个一百天，但新的一百天又有新的馒头要吃。为了赶上进度，女儿每天都要补课，数学、语文轮着来，坚持了好几年。
在这样的氛围下，孩子甚至会主动要求补课。向宇的女儿就是主动提出要补课的。女儿小学阶段成绩一直靠前，上了初中孩子当上了班级学习委员，有一门课成绩不算理想，感觉和学委的身份有落差。即使是主动提出的补课，每周末去补课前的状态也和不补课的时候大相径庭。不补课，早上老早就起床，收拾，打扮，准备去和同学玩。补课之后，会赖床到十点多，状态也很萎靡。
你补我也补，大家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想象中的同辈竞争是焦虑的根源，中考和高考就像是催化剂，催着家长们抓紧时间，不计成本投入金钱。
“中考”这几年被营造出一种比高考还要恐怖的氛围。教育部2017年发布了《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其中提出了一个目标，即“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结构更加合理，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大体相当”慢慢变成了五五分流的传言：初中生会有50%的孩子考不上高中，只能去职高、中专等学校。
在国家的层面，分流是为了优化教育资源，合理分配人才。但在家长眼里，分流就是一种“筛选”，被分流就意味着被“淘汰”。



在教育资源集中、家长实力雄厚的一二线城市，“中考”分数线被“卷出天际”。2024年中考成绩已公布，北京东城、西城、海淀和朝阳四个教育强区，超过一半的学生都达到了600分以上，总分670分，以100分制对照，相当于考到近90分只是中等。
一般而言，考试成绩会遵循正态分布原则，中间多，两端少，学霸和学渣都是少数。但翻开北京各城区的中考成绩分布图，每个区都是一朵朵恐怖的“蘑菇云”，大多数学生的成绩都集中在顶部，形成了硕大的蘑菇头，成绩差的很少，变成细细的蘑菇柄。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家长和学生，都使出了浑身解数，用尽了资源，冲刺成绩的天花板。



“中考”上岸后，孩子们又扎堆上“初高中衔接班”，因为高中难度会上一个台阶，不补课就跟不上。一对一补课费也比初中翻了一倍。
面对着一张张蘑菇云分布的成绩图，家长们更不敢停下补习的脚步。于是，家长的焦虑，内卷的分数和价格日渐上涨的一对一补课班形成了一个飞轮三角，根本停不下来。
社交平台上有人分享，自己高考结束后，妈妈催促她提前“预习大学的课程”，评论区网友调侃：再不玩这辈子就玩不到了。
一场赌局
“双减”政策落地三年，减负效果如何？据《财新》报道，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魏易调研后发现，政策实施以来，中小学生校外学科类培训的参与率和家庭支出显著下降，家庭开始转向校内课后服务。不过，高收入家庭正投入更高成本让孩子继续参加课外培训，其子女所在学校往往也能提供更优质的课后服务，与低收入家庭拉开差距。
这也和家长们的感受相互印证了：现在的升学是用父母的资源、金钱和时间精力堆起来的。现在的教育竞争是整个家庭资源的竞争，包括文化水平、教育环境、投入金钱，当然还有孩子的配合。
社交平台上有人提出，当高价一对一补习成为常态，这意味着那些月薪只有几千元的家庭不得不退出竞争？
而对于不同的家庭来说，教育支出所带来的性价比是不同的。
当手里牌过少时，家长会格外关注教育的投入产出。对于普通工薪家庭来说，家长们为了教育不得不压缩生活质量。自从给孩子报了一对一后，李兰兰已经很久没逛街买衣服了。
教育支出所带来的最近一次阵痛是在两个月前，那时儿子刚报了化学和物理的竞赛班补习费，林林总总加起来就要四万多，可无论李兰兰怎么腾挪，也掏不出这笔钱，又不好意思向亲戚张口，她干脆用京东白条给儿子“贷款补习”。
在李兰兰家，教育支出占最大头，可在某种程度上，这笔花销又像是一场赌局，用钱来赌孩子的成绩会有提升。输的代价变得更难承受。
学习之外，儿子“几乎没有缺点”，但一到学习，母子俩仿佛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尤其每次考完试出成绩，家里都免不了几场战役。战火最集中的是数学，数学花得功夫最多，每次看到成绩没提升几分，李兰兰的火会“噌”一下起来，“家里花了这么多钱，却不好好学”，几乎每次都会脱口而出。
初一和初二的那两年，几乎“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初二时，李兰兰发现自己经常血压高，还冒虚汗，在常规医院查了一圈都没找出病因，最后在北京安定（精神卫生医疗机构）确诊了焦虑症。
情绪没有出口，玩手机也会成为爆发的导火索。有一次儿子刚考完试，在家玩手机，李兰兰看着窝在沙发里玩手机的儿子，瞬间气不打一处来。儿子觉得考完得放松，但李兰兰觉得考完还得学。李兰兰气到把手机摔了，这已经是李兰兰摔坏的第二个手机了。丈夫一边安慰李兰兰一边调侃，“有这钱能报多少补习班啊”。



当受过高等教育的小镇做题家们为人父母，“卷”的习惯天然延伸到了子女教育中。李伟亮曾在一家在线英语教育品牌做班主任，客户将近一半都是北京和上海的考一代家长们，他发现，和其他家长相比，考一代家长们“更上心”。
如果小孩不认真听讲，不等李伟亮反馈，家长就把电话打来了，然后开始分析原因。课堂上如果运用了自然拼读法，家长们也会问清楚具体含义和操作方法，李伟亮得随时准备翻开参考手册应对他们的提问。
考一代家长们虽然“难搞”，但却是粘性最强，最容易续费的。一节课（25分钟）170块的线上外教课，曾经有个家长，一次性缴了五万多的费用，“一下充了三年的”。
但家庭资源之于子女前途的作用，并不体现在家庭对教育支出倾注的上限上，更多似乎体现在家庭为小孩准备的退路上。
刘川显然是更有“松弛感”的家长，他的小孩从没补过课，直到初三时第一次模考成绩下来，李川才发现儿子的成绩比想象中还差了一大截，他赶忙给孩子报了一对一冲刺班，一个半月的时间，就花了六万块。
儿子最后的中考成绩依然不理想，可天没有塌。中考前，儿子已申请了香港身份，那是刘川准备的plan B，成绩好，就继续在内地读书，成绩不好，就去香港读书。



中考成绩出分的隔天，刘川就带着儿子坐上了去香港的飞机。香港没有中考，中学有六年，一直上到高考，有的学校会空出一些位置留给插班生，想转学到一所学校，需要经过面试和笔试两部分，“就像找工作一样”。对儿子来说，香港的教育似乎更加合适，儿子的文化课成绩一般，体育很好，尤其擅长打篮球。
在北京读书时，老师不看重体育成绩，觉得是浪费时间。但在面试一所香港学校时，面试官一听他篮球打得好，立刻把体育老师叫来打招呼：“体育老师肯定很喜欢你。”



赵晓惠也早早放弃了内耗，主动脱离战局。70后的她是家里的独生女，家里虽非大富大贵，但也较为优渥，“藏书量是数一数二得多”。她从小学习拔尖，但高考失利，只上了一所普通本科。可她毕业后找工作依然非常顺利，没几年就升了管理层。赵晓惠清楚，除了综合能力外，她有一部分幸运是借着时代的东风，“如果是现在找工作，完全是两种态势”。
赵晓惠对女儿的教育也十分佛系，报补习班只是为了尽责，“至于学成什么样完全是孩子自己的事”，她也不执着于孩子未来一定要上名牌大学或者留学海外。她身边有很多亲戚家的小孩，清北毕业，或者藤校归来，毕业后依然找不到工作，即便找到了，也多低于预期。
“我们教育孩子，就像在汪洋大海中操控一条机械臂，最多只能用大臂带动一点手臂，但是手臂之前，手指前方，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是你抓不到的，够不到的，你能把握的只有这么一条线而已。你焦虑了半天，最多卷到上了一个985或者211，但这只是非常非常少的，可控的部分，所以根本没有必要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