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法家是战国的终结者，以商鞅、韩非和李斯为代表的法家辅佐秦国一统天下，终结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是秦帝国却二世而亡。此后的传统帝制中，虽然不再言法家，但很多人都认为是“儒表法里”。

在春秋战国的纷争中，秦国并不属于中原文化圈，一直被视为虎狼之国。秦孝公在采纳了商鞅关于变法的措施后，国家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迅速增强。这是法家具备的先秦其他学派没有的优势，而这一优势也促成了最终的大一统。



但是为战争存在的法家学说，有着致命的漏洞与缺陷，它过于紧张，对普通人的束缚过重，对人们的管控过于严厉，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秦朝土崩瓦解之快，令人咂舌。

先秦法家的一整套学说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为了大一统，为了君主而服务。商鞅，韩非都是洞悉人性的政治家、理论家。商鞅说：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求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在他的眼里，人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人做任何事情都是靠着这个本能去做的，饿了想吃饭，劳动累了就想休息，困苦就想安乐，卑微就想荣华富贵。在亲情关系中，孩子会抱怨父母没有好好地抚养自己，父母又会抱怨孩子没有尽到赡养的责任，身为至亲，却“皆挟相为而不周于为己”，意思是都会抱怨对自己不好。

当时社会中有着浓厚的重男轻女的风气，生男孩则庆祝，生女孩就杀掉，其原因不过是出于利益的计算考量罢了。因为生的女孩迟早要嫁到他家，而男孩则能更好地赡养父母，“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当君主妃子的会盼望着君主快点死去，因为只有这样自己才可以母凭子贵，开棺材店的会希望死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只有死人自己才会有生意可做。

在韩非的眼中，社会的规则也好，人们之间的关系也罢，都被还原成了利害的计算，“利之所在，民之归也。”如此我们就会看到，法家学说对黑暗现实观察极深。实际上直到现在为止仍然有这种现象存在。人与人之间，往往是单纯的利益关系，人被换算成金钱，变成了可被利用的工具。但是如果把人类所有的关系都用简单的公式概括，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法家也承担了这一恶果，当人们仅有的一点选择权都丧失的时候，爆发起来也是剧烈无比的。

秉持着此种人性论的法家，建立了自己一整套的学说。在秦国统治下的人，没有别的出路可选，要么耕地，要么打仗。“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你有很多欲望要实现，可以。但是你只能按照我说的去做，去做农民耕地，去当士兵打仗。只要立下战功，无论你是什么出身都可以获得爵位。这在看重出身的先秦时期是具有开创性的，对人们的诱惑也很大。秦国的强盛很大程度都来自于此。作为君主应该制定法律去禁止人们从事其它的职业，“多禁以止能”，让人们畏惧而不敢有更多的想法，达到所谓“民朴”的愚民目的，让老百姓一心一意的耕与战。在这样的社会里，出于自愿也好，被迫也罢，没有了其他谋生的出路，只能听从统治者的安排，在战争上奋力杀敌以获得想要的地位和财富，从而达到商鞅笔下的“壹赏”，即“利禄官爵抟出于兵”。

在社会中偏偏有一部分人不受君主赏罚的约束，既不从事农业，也不去战场厮杀，韩非把他们斥之为“五蠹”，他们是分别为儒者、纵横家、游侠、逃兵役者和商人。这些人在韩非的眼里简直是祸国殃民般的存在，“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对待他们的办法就是消灭之。秦国后来的“焚书坑儒”就是实践。而后世则通过不同的方式继续实践。

如此，我们就会看到，在法家的思想体系中，看不到除了耕与战之外的其它选择。每个人都像一根螺丝钉，处在国家这个大机器的一环之中，为了整体的利益所服务，却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普通人对于法家来说只是工具，法家根本不关注个体是否真正的愿意从事耕战。“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法家的耕战思想不是真正为了使民众能够富裕，而是为了国家的统一而服务。一旦民众力量过于强大，则会想方设法地去削弱民众的力量，掠夺民众的钱财，剥夺民众的地位。因为一旦普通人有了一定的金钱和地位，必然不愿意再从事辛苦的劳作与战争，有钱了，想法必然会多，这是法家所不想看到的。

秦国靠着对人们严酷的控制而促成了大一统局面，原先仅仅是秦国农民的遭遇扩大到了其他的国家之中，人们苦不堪言，又无处可逃，只好在沉默中爆发，最终迎来了秦末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