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必大家都听说过一句话“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这句话一开始用来形容完颜氏建立的前金，但也常被用于形容后金。虽然此言颇有夸大其词之处，但是也深刻体现出一个问题，即渔猎民族天然的兵源优势，使得一旦有强力领袖建立起军事化组织之后，很可能出现势不可挡的情况。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李如梅评价努尔哈赤麾下的建州兵时，表示：“此贼精兵七千,而带甲首三千。若贼七千,足可挡倭奴十万。西北虽有鞑靼,皆不如此贼！”这只是努尔哈赤尚未统一女真的情况，当女真统一之后，拥兵十万，战兵五万的后金八旗，其军事实力按照这个评价，就远在人口已经有一千多万的战国日本之上了。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女真地包括今天的吉林、黑龙江和外东北。日本面积甚至不如黑龙江省，当然要远小于女真地。
女真地虽然只有不到百万人口，但其整合起来的军事资源是完全不可小觑的。在封建时代，军事资源和经济资源常常并不挂钩。如纬度高、地广人稀的地区，养马成本要远低于精耕细作的中原地区，而马匹正是极为重要的军事资源。
渔猎民族生活在高纬度地区，农业落后，广种薄收，需要大规模依赖于渔猎行为来补充食物来源。其农业劳动时间短，就有大量的农闲时间用于军事训练。与此同时，渔猎民族击熊格虎的围猎活动也能起到军事训练的作用，并使得渔猎民族普遍骁勇善战，悍不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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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虽然具备这样的兵源优势，但渔猎民族在整合起来之前仍然存在组织度低下、散而自战的弊端。因此明朝前期的女真已经有善战之名，但也不乏被朝鲜人打得狼奔豕突的战例，更不必说著名的“成化犁庭”等等。
由于地广人稀，渔猎政权很难成型。相比起游牧部落赶着马就可以合并，渔猎的马匹储量相对不足，这就导致他们分布在很多个聚居点里面，交流难、容易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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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渔猎民族的人均马匹占有量虽然不及游牧民族，比起农耕民族又要大得多。以女真为例，虽然东北地区的养马条件不如蒙古高原，但区域广袤，人口稀薄，其马匹蓄藏数量相对人口而言仍然是惊人的。
当渔猎民族建立成型军事化王朝之后，面对庞大富庶的农耕帝国，渔猎民族可以凭借马匹储量的优势对农耕帝国实施频繁的劫掠行为，获得的收益可以转嫁军事成本。相比女真，战国日本的军队虽然也普遍军纪不佳，常常实施“乱捕”行为，但是本身经济发达程度远不如大陆上的明王朝，能够通过劫掠获得的收益很有限，更不必说日本还是多山地、多山城的地形，马匹储量又低下；因此织田信长的战术才能其实在努尔哈赤之上，却也无法像努尔哈赤那样轻易练出数万精兵。
以资源论，相比蒙古高原因为地形缺乏褶皱，难以找到裸露的铁矿；白山黑水并不缺乏以古代的条件也可以开采的铁石，东北密林又可以提供大量用于冶铁的炭，且东北丰富的人参、貂皮、东珠、鹿茸、乌拉草、大木等物产也让渔猎政权很少因为启动资金的事情感到苦恼，因此成型的东北渔猎政权无一不是以烧钱的重步兵、重骑兵著称——前金重骑兵（大名鼎鼎的铁浮屠）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的重骑，而后金重骑虽然不如关宁铁骑，但是也远胜蒙古重骑。
在后金崛起前夕，晚明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对于东北地区人参、鹿茸、貂皮、东珠等贵重品的需求量大增，巨额财富从关内流入东北，女真民众的人均生活水平大为改善，不至于像离散化时代一样常常因为食物不足而忍饥挨饿。这种情况下，渔猎民族的蛋白质摄取比例高的膳食体系就对身高增长更有优势，女真能够获得更多高大挺拔、体魄强健的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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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众所周知，游牧民族如蒙古凭借的更多是机动性，蒙古高原的生活条件远恶劣于东北平原，物产有限，游牧民经常需要挨饿，其人均体格很难对关内的农耕民形成优势。
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军事组织之后，女真民族的贫富分化快速加剧，大量底层女真民众破产沦为农奴。满洲八旗在籍人丁数量迅速由萨尔浒之战时的十万，下降到皇太极时代的五万左右。但这也意味着后金八旗兵丁从一户供养一兵，转换为事实上的数户供养一兵的模式，出身中产阶级的战士能够完全脱产，不再有家庭生产活动上的顾忌，有充足的财力进行武装和训练，这点与唐初的府兵制有异曲同工之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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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也需要注意到，这种高强度低成本的军事组织，能够维持的基础仍然是通过战争获取大量战利品。这才能抵消庞大的军事开支、高强度训练的劳苦，以及战士对于死亡的恐惧。从根本上说，这种体制的续航性其实并不好，以明末清初为例，如果李自成能够成功将满清挡在山海关外并在后续有效阻止满洲继续入关劫掠，清军必然因为缺乏战利品满足需求而崩溃；在真实的历史上，满清八旗入关后跑马圈地，拥有了“铁杆庄稼”，但由于安逸的环境、以庞大帝国统治民族自居带来的人上人自满心态，加上不再有劫掠战争进行激励，满洲八旗的战斗力迅速衰退，在康熙前期的三藩之乱时就已经高度需要依仗汉军绿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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