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头十年，我国出现了一个奇景：


全国各地电视台都在放盗版，各家孩子都在看盗版，付高价点盗版让无数人“吃白食”的“普罗米修斯”们则会在月底挨顿毒打。


这个播放盗版的频道，有一个统称：点播台。





当时的传媒老大还是电视，但热播剧的版权费用太高，也就是央视或者省级电视台这种财大气粗的才能买得起，所以为了拼点收视率，想办法创收，各个小城市和县级的电视台想出了新赛道。


于是，极具时代特色的点播台，就此诞生。


绝大多数85和90后都还记得，这是个特殊的频道，页面上会有提示，告诉你如何打电话，如何选择你想看的内容。





其实点播台并非电视台独创，学委在1999年曾经通过电话点播，收听了若干集《张震讲鬼故事》，那个月被吓得神经衰弱，夜不能寐，不过恐惧达到最高点的时候，还是我爸拿着400多的话费账单回家的那一刻。





在每个月工资也就几百块的上世纪，这绝对是个大案，学委在印象深刻之余，也做好了被我爸施以雷霆手段的准备。


但学委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我爸并没有揍我，现在想可能是因为涉案金额太大，超出了他的认知，所以都不知道该怎么收拾我好了，只是告诉我，以后别再这么搞了。


有了前车之鉴，到电视点播台出现的时候，学委已经是一个“坚持白看，绝不付费”的好孩子了。


彼时老家的点播台经常会有人点周杰伦、蔡依林、SHE、小刚等歌手的MV，憨豆这种几分钟一段的搞笑喜剧，《东北人都是活雷锋》的flash动画，和《灌篮高手》《蜡笔小新》《数码宝贝》这样的动画片。





学委和很多同龄人一样，没事就到这个台看看，等着哪位土豪点播，我也跟着蹭。有一次不知道哪位神仙，连续点了《灌篮高手》里湘北对阵海南的比赛，当时看得真是过瘾。





现在想想，不知道那个月交话费的时候，那哥们儿被打成啥样了。


如果从道德或者法律角度来说，公开看盗版当然不好，但对于大多数80后、90后来说，点播台上的岁月又是一段美好的记忆。


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盗版的存在又曾经是很多人睁眼看世界的窗口，不夸张地说，6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出生的文艺爱好者，基本都是靠盗版培养出的基本审美。


1. 你们都是盗版贩子


1990年，蜚声文坛的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家马尔克斯来到了中国的北京和上海，中国的文坛泰斗钱钟书陪着一起参观，这次来访不说是宾主尽欢吧，基本上也是剑拔弩张了。


原因就是马尔克斯发现，自己从未授权在中国出版的名著《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等，却在中国的书店和地摊上随处可见，也就是说，全中国都在卖他作品的盗版。



上世纪的盗版《在路上》



面对来看望他的北京文化界人士，马尔克斯直言：各位都是盗版贩子。


回国后的马尔克斯放下狠话，自己死后150年内，也不会给中国授权出版自己的作品，直到20年后，双方才最终和解，《百年孤独》的正版书终于出现在大陆读者眼前。


也是1990年，比马尔克斯小22岁的齐泽克正在斯洛文尼亚竞选四人总统委员会的席位，最终获得了第五名，试想，如果那个时候齐泽克同马尔克斯在中国见面，两个人搞不好得打起来。


因为齐泽克对所谓的版权始终嗤之以鼻，2012年他来南京大学讲课，业余时间就是寻找哪儿有卖盗版碟的，这也让大家非常尴尬，但齐泽克表示：


中国的盗版非常好，什么版权，那就是资本主义对信息和知识的垄断，人类的文化创造，就应该分享给所有人。





在齐泽克的不懈努力下，他终于买到了一些，随后在回国时被海关扣下了。


2. 屡禁不止的手抄本


建国后的第一波“盗版”浪潮，应该来自特殊时期，那个时候，钟跃民、马小军们可以“批判”地看外国电影，从图书馆“偷”《红与黑》，聚在家里听柴可夫斯基，而普通人则只能翻来覆去地观看样板戏。





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的，就在这个时候，“手抄本”问世了。


1953年出生的张宝瑞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进了北京的一个铁合金厂，成为了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因为工人要三班倒，实在太累，能说会道的张宝瑞就把自己听过的都市传说、邻居的灵异事件等融合到一起，给工友们讲故事。


因为讲得栩栩如生，加上故事太过恐怖，有的工友被吓得不敢去上厕所，就只能在锅炉下面就近解决，整得锅炉下总是有一股骚味儿。


到70年代，张宝瑞把这些故事手写下来，很快就在工友中传开，那个时候当然不敢去出版社投稿，因为这故事的内容，足以把张宝瑞送进监狱。


比如《梅花党》中，地下工作者居然和女特务产生了爱情，虽然现在看来这再正常不过，毕竟一个美女天天在你身边转，按照《我爱我家》的老傅话说：就是我意志力再坚定，也不能这么考验我啊。





但在当时，你说“人性论”、“爱情至上”，那就是妥妥地犯罪。另一个手抄本名家张扬就因为自己的纯爱小说《第二次牵手》被关了进去，直到特殊时期结束才出狱。


工友们把张宝瑞的小说你分几页，我分几页，垫上复写纸，开始传抄，就这么一传十十传百，甚至学校里也开始分工，男同学抄书，女同学打掩护。


直面“性”这个概念的手抄本《少女之心》更是成为了当时几乎仅次于新华字典的读物，可有关部门屡禁不止，而到了新世纪，《少女之心》可以出版的时候，不少参加发布会的老同志都自豪地表示：


这书我当年抄过！





后来张宝瑞的《一双绣花鞋》、《梅花党》等作品终于能够正式发行，此后也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甚至有人称他的作品是“中国的007系列”。





可以说手抄本小说的流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盗版浪潮，同时也说明：真没必要给别人当爹，怕ta们看几本书就学坏了，即便你不让看了，ta们也总有办法找到渠道，去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


3. 打口一代


1978年，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争气之后蹦个迪。


精神上都快憋坏了的中国人民开始疯狂吸取世界各地的精神食粮，文学青年们比曾经去各国奢侈品店扫货的大妈们还猛，经常在书店里抢破头，甚至当时有的征婚广告都有硬性指标：热爱文学。


而对于成长于80年代末90年代的少年们来说，也可以同样宣称自己热爱“世界名著”：《龙珠》《圣斗士星矢》《幽游白书》这些热销全世界的日本漫画，仰仗海南摄影美术出版社等机构的“引进”，在国内风靡一时。当然了，他们统统是没有授权的。





如果说书籍还在中国人的购买力之内的话，其他的音像制品，比如磁带录像带什么的，就真的买不起了。


假如当时滚石乐队的一盘磁带售价五美元，对于一个美国文青来说说买也就买了，但对于一个中国音乐爱好者来说，绝对是笔巨款，咬牙买正版，那是败家子的做法。


所以当时的中国人大多数都选择了盗版，而主要途径有两个。


第一个就是传统模式，某盗版商买了一张正版磁带或者录像带，然后翻录成几百盘，复印一下歌词本和封面，装盒里打包出售，售价远远低于正版。


第二种则是打口磁带或者碟片，所谓打口碟就是国外或者港澳台地区的库存，假如美国某家音乐公司预估某乐队的专辑会卖100万张，结果只卖了10万张，剩下的90万张只好销毁，就是在盒子上切口。





但CD的盒子材料都是高品质的化学纤维，于是就有中国倒爷联系：这些塑料都有用，干脆卖我吧，你们也能回回血。


而虽然盒子被切了口，但有些碟片和磁带毫发无损，甚至有点小缺口也不影响收听，一到中国就开始进入了盗版市场。





甚至你很难说它是盗版，因为作为音像制品，它在国外是正版发行的，而在国内，售卖的人表示：我卖的是塑料垃圾，你管得着吗？


就这样，在这些“塑料垃圾”里，齐柏林飞艇、绿洲、滚石等欧美乐队逐渐被大陆歌迷所熟知，爵士乐、古典以及很多流行音乐的殿堂级人物成了那代文艺青年的启蒙。



班长的存货



1980年出生的北京作家孙睿在小说《草样年华》中就曾经描述，自己在大学组乐队期间，最大的爱好就是去地摊上淘这些打口产品。


当然，主流对这种亚文化还是带着批判态度，有人称70-85年出生的这一代人为“打口一代”：标榜自我的一群，他们以反流行为终极目标。一群萎缩在城市边缘的青年，一天都无所事事，却好游荡在城市的小胡同里为了一个打口带跑遍全城。


“打口一代”也反唇相讥：


打口cd以其特殊的方式颠覆了正常的音乐秩序，它的出现是无意识的，但却使音乐真正走向了生活，尤其是青年的生活。打口青年的群体在不断壮大，原本腐朽的东西重新变得神奇，新的音乐秩序正在悄然建立。


打口告诉我们，我们的聆听可以更丰富，主流不代表全部！


4. 打败盗版的，不是正版


21世纪后，盗版产业继续辉煌。


一个2002年的都市文艺青年一天的生活应该是这样的：去音像店的盗版专区花五块钱买一盘盗版的《范特西》，再去电脑城花五块钱买一张盗版的2002世界杯足球游戏光盘，再去地下商场的书摊上花八块钱买本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回家前再去租VCD的地方租一张盗版的《黑客帝国》（办了包月10块，所以没花钱）。


人们诟病盗版，除了不道德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盗版产品质量忒差：


盗版书错字连篇，排版糟糕，有的甚至错字多到只能靠猜；盗版磁带有的歌唱着唱着就突然没了，歌词本也净是错字；盗版VCD里面有不少枪版，不但能听见电影院里的笑声，还会看到某位观众站起来上厕所的身影，而且因为很多VCD盗版自港台，搞得译名也千奇百怪，很多人会纳闷：


我要看《黑客帝国》，老板怎么给我一张《22世纪杀人网络》呢？


但21世纪的前十年，盗版产品迎来了质量的最高峰，因为，它们内卷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人民在21世纪的购买力已经远超80年代，所以如果盗版的体验太差的话，会有很多人干脆多出点钱享受正版。


于是，有了危机意识的盗版商在经过归因分析，进行了产品迭代，重新为盗版赋能。


有那么几年，盗版文化产品除了价格之外，几乎可以以假乱真，学委有一段时间曾经因为盗版买得太真，被班里的同学误以为来自土豪之家。


但诚实正直的学委说出了真相，于是，就成了班里的盗版产品代购。





不过，那也是盗版产业最后的辉煌。


人们常说，诺基亚的倒掉，并不是质量不好，而是智能手机时代到来了。


同样，盗版商的崩溃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产品不行，而是互联网时代来了。


2010年，中国网民数量达到了4.5亿，人们获得信息的渠道前所未有的丰富了起来，虽然大多数人看的听的玩的依旧是盗版，但连过去买盗版的钱都省了。


想听歌，一个播放器可以包打天下；想玩游戏，论坛上随意下载；想看电影，迅雷打开就行了。


音乐人说，互联网打垮了唱片行业。其实也直接灭了盗版商，此后租碟的店铺，书摊、音像店纷纷倒闭关门。


转眼间到了今天，你会发现社会风气已经同十几二十年前截然不同，维护版权，为正版付费已经成了很多人的第一选择。


这是因为素质提高了吗？学委并不太敢苟同，这更多的是因为人们的购买了增强了，90年代天价的200块的游戏，放现在，一个大学生两小时家教就赚出来了；视频网站、音乐网站一个月20块的会员费，也不过一顿饭钱。


当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享受正版时，盗版被人摒弃是自然而然的。


但盗版也不会消失。只要无法在正规渠道完整收看收听的文艺作品还存在，盗版的幽灵，就会永远徘徊在我们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