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著名报人王韬（1828-1897）的日记《蘅华馆杂录》中，夹杂着两份《蘅华馆印谱》，其中第一册收录王韬所藏和自用印章达20余方。在每一方印蜕周围，王韬都简要叙述印章的来历。王韬日记中这两份突如其来的印谱，给日记研究者提出了新的问题：日记和印谱这两类文献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日记能为印章研究带来什么？日记中印章痕迹的存在是否可以修正人们对日记的定义？
　　一旦我们带着寻找印章信息的目光去阅读日记，可能会惊讶于日记中存在如此众多的印章信息。日记的封面有印章，日记的首页有印章，许多日记的天头、地脚，甚至正文中都有印章。在日记正文中，关于印章的记载也数见不鲜。从许多方面来说，日记都堪称“印章集散地”。我们不禁要问：作者为什么要在日记中保存这么多关于印章的信息，留下印章的痕迹？
　　一、作为“印章集散地”的明清日记
　　在古代社会中，印章是人际交往的工具，一定程度上成为人们身份、地位、所有权的标志。在许多场合，包括买卖和交易、收发信件、表明拥有某物时，往往都需要印章。坚固的印章成为一种信念和精神寄托，拥有甚至比生命更永恒的信誉。印章有许多别称，民国时期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说，“印章之名称极繁，曰玺，曰宝，曰印，曰章，曰图章，曰图书，曰图记，曰钤记，曰钤印，曰记，曰戳记，俗曰戳子等不下十数种，其实本体上并无少异，只是名称之不同耳。”印章纷繁的命名往往与它的使用功能有关，而这些功能又体现于日常生活和社会事务之中。于是记载日常和社会事务的日记最终难免要包含印章的成分。
　　日记与印章有关者，大约分两类：一类为印章图像，是印章在日记中的“留影”，包括印蜕、摹写的印文等；明中期以后，随着石刻印章的普及，印蜕在日记中“出没”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一类为文字，用以描绘印章形态，印章制作、递藏等情况者。这两部分内容均十分丰富，以图像来说，仅仅印蜕就包括日记作者所钤及递藏者所钤，分布于封面、册首、册尾等处。如潘祖荫（1830-1890）《潘文勤日记》册首即钤印累累。日记中的印章，若钤印于日记册首或封面者，可以帮助考订日记的递藏等问题。如杨坚（1923-2010）根据郭嵩焘（1818-1891）咸丰十一年（1861）二月十二日第一行顶端“盖有一颗一公分左右见方的篆书阳文‘小樗氏’的图章”，推测郭嵩焘部分日记曾经郭庆藩（1844-1896）收藏。（杨坚《关于郭嵩焘日记》）另有一类，则是日记中的其他印章，包括日记作者经眼的印章。它们或钤印于日记册中，或被作者用文字随处记载。日记中的这些印章信息在考订印章真伪、利用印章鉴定书画等艺术作品时，有重要价值。关于这些印章材料，张小庄等人编著《清代笔记、日记中的书法史料整理与研究》《清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明代笔记日记绘画史料汇编》《明代笔记日记书法史料汇编》已多有辑录，尽管这些著作并未以印章为中心，却已然钩稽了诸如《味水轩日记》等日记中的诸多印章材料。这些从属于书法、绘画的印章信息，是鉴定书法、绘画真伪，辨明其流传历程的重要证据。

　　《潘文勤日记》册首钤印概况明清日记蕴藏个体日常所用、所见印章信息，堪称个体的“印章信息库”，尽管这个“印章信息库”规模有大小之别，却承载个体印章及周边的各类信息。如果参酌传统印学的研究方法，利用这些材料，有助于解析不同印章之间的差异，有助于辨析与个人有关的其他文献的真伪。
　　日记显示了古人对印章的关注，承载了它们研究印章的心得。在公开的印谱和笔记材料中，可见古人对印章的注意。在私家日记中，一些较为主观的对印章的看法，保存更多。如贺葆真（1878-1949）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六日记载阅读张穆（1805-1849）所编《阎潜邱年谱》，此书为其祖父购自河间，“首页有潜丘居士印”，贺葆真即据此推断“此必张石斋得其图章，因印于每册之上”。
　　日记记载印事涉及印章的篆刻、印章的购藏、用印的规则、经眼印章的概况等。这些与官印、私印有关的信息可以增补印章研究的材料，有助于提出新的问题，也有助于推动印章研究探索新的方法。例如，徐兆玮（1867-1940）日记就记载大量印章真伪、刻印等事宜。有的材料涉及较为罕见的印章，如恽毓鼎1916年二月二十九日日记记载：“农会例会，启用京兆尹颁发京兆省农会图章（文曰‘京兆省农会之章’）。”许多官员在日常生活，也不忘叮嘱下人携带图章，这是他们日常交际不可或缺的工具。如严修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初七日日记，要求下人慎重对待他人请托书写对联，并提醒他们携带图章，表明严修对赠送对联有自己的定例，这种定例不仅体现在赠送对联的数量上，还体现在对联是否钤印印章上。印章也因此成为人际关系亲密疏远的分界线。
　　日记记载的私人评语，有助于全面认识一些历史上刻印名家。对赵之谦（1829-1884）的刻印成就，今人称许居多，而王闿运（1833-1916）同治十年（1871）七月十一日临行时，赵之谦赠印，但王闿运却在日记中：“㧑叔赠余名印，同人以为奇遇，不易得也，然刀法殊不在行。”同治年间赵之谦治印名声甚大，但在一众公共评价之外，王闿运私下却认为赵之谦刀法不在行，给予十分严厉的批评。
　　日记对研究人物生平印章事迹也有诸多帮助。如吴大澂（1835-1902）《愙斋日记》揭示仅咸丰十一年正月至三月，就为郁子梅镌“玉湖钓徒”“阿楞”“梅花似我”等印章五方，又为吴云、金方舆、金润方、周存伯、钮叔裳、潘椒坡、陈新甫等人治印近二十方，白谦慎在《吴大澂和篆刻》一文中即据此推断吴大澂很早即从事篆刻艺术，风格上既宗汉，亦有学习元人细朱文者。又如学者陈言利用周作人（1885-1967）日记中钤印，推测周作人最早的书斋或许叫“光霁书屋”，并梳理张樾丞等治印名家篆刻“苦茶庵”等印章的时间 （陈言《印章和书法里的周作人书斋》）。而一些失落的印事也可凭借日记材料钩沉出来，如李军利用潘钟瑞《香禅日记》补正吴昌硕早期印谱的编订曾获潘钟瑞（1822-1890）帮助。（李军《吴昌硕早年在苏州事迹补考——以潘钟瑞稿本为主》）。
　　综上所述，日记的神奇之处在于，关于印章的各种研究，所需的诸种材料，几乎都能从中找到。印章就其最为本质的属性而言，既是典章制度的产物，也可以是说是雕刻的工艺品。由于所使用材质的坚固性，印章往往具有考古学的价值，人们可以据以推断雕刻的年月，流传的经过。同样，也可以就其艺术价值发表各种各样的评判。印章毕竟是手工艺品，所蕴藏的文字，是以不同刀法刻出，所以的表面和纹理都构成一种艺术和审美。这方面的研究当然也让人陶醉。关于它所使用的材料，生产、制作过程也同样备受人们关注。当然，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印章背后的人，无论是印人还是印章的流通者、使用者，都展示印章何以被使用，价值何在。印章的接触者身份各异，社会地位不等，男人和女人，官员和民众，文人和匠人，商人和其他手工业者，每个人接触到的印章都不一样，许多人也不只拥有一方印章，即便一方相同的印章，不同的人也接触到印章的不同方面。如上所示关于印章的各种可能研究方向中，与人有关的印章研究无疑是日记研究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地方。
　　没有问题，日记是“印章集散地”；没有问题，这一“印章集散地”有待于研究者开拓。问题在于如何开拓？本文主要以三种日记为中心，解析进入“印章集散地”的基本路线。通过高心夔《佩韦室日记》，我们试图理清印章与日记作者的关系；通过张廷济《张叔未日记》《清仪阁日记》，我们试图探讨的印章价格和印史悬案；通过《黄秉义日记》，我们试图分析用印的则例。这种研究设计基于如下目的：利用日记材料增益印章研究；解决通常的印章研究所不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甚至提出一些从前不受关注的议题。“沿着旧地图，找不到新大陆。”最终，我们希望印章研究的成果可以反归日记研究，促进人们对日记的新认识。
　　二、高心夔《佩韦室日记》里的印章信息
　　晚清名士高心夔（1835-1883）曾为曾国藩幕僚，又与王闿运等人同为肃顺（1815-1861）门下“五君子”，喜纵谈，著作中颇多情绪语，散发浓厚的文人习气，袁昶（1846-1900）认为高心夔“心迹文词俱类柳子厚”。然高心夔也是晚清治印名家，《再续印人小传》称其“擅篆刻，专主生峭，不落恒蹊，于浙皖两派外别开生面也”。所著《佩韦室日记》中保存许多治印材料。高心夔一生嗜印，曾自言，“凡人毕生不能一无嗜好以娱闲情，予于兹事，何能恝尔。”他将刻印之事作为闲情嗜好，这种对刻印的自觉，提升了他对印章的认知。对高心夔治印的心志、情趣及艺术成就，张剑在《高心夔日记》“前言”中已有较多揭示，并统计高氏所刻印章达70余方，治印为曾国藩、莫友芝赏识等。高心夔将刻印、赠印、收印等印事记录在日记中，是将印事看作生活中值得纪念的事情。印章不仅是高心夔生活中的重要物件。通过印章的记载，高心夔还在日记中搭建关于印章的生活脉络。尽管高心夔可能无意于通过印章重整他的日常世界，但在他散乱的日记中，却时不时浮现印章的影子。当我们读高心夔日记时，不难建立一种基本的认识，即印章是梳理高心夔生活秩序、心态变化的重要事物，是解码高心夔日记的一条“金线”。

　　高心夔致莫友芝信札嗜好印章的高心夔在生命的许多重要时刻，都会用到印章。他的日记始于咸丰庚申（1860）五月五日，这一天，高心夔踌躇满志，知耻后勇，开始他的“佩韦室日记”之旅：
　　庚申夏五月五日戊戌（1860年6月23日），午骤雨，旋霁。予在淀园。是日予二十八生日矣，古圣十五志学，予将倍之，而荒惰若此，遂惕然有亲书向道之意。遣奴子王慎奉书尹杏农、李眉生两先生，问为学之要；又致书易笏山孝廉佩绅，以易出都赴曾湘乡军，告之明年亦当往也。主人裕亭尚书寿予玉辟邪佩印，慰导甚至，感不能已。予自刻“哀窈窕思贤才”六字印，盖前一日已报朝考四等矣。
　　对高心夔而言，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是端午，也是他二十八岁的生日，距离古人“十五志于学”的年纪即将两倍。在前一天恩科殿试中，高心夔因为“十三元”韵上出错，被摒为四等。这一错误，高心夔已经第二次犯了。此前一年，高心夔已经在“十三元”上犯了错误，直接导致肃顺对他的提携无从用力。由于科场紧连仕途，这次失利对心高气傲的高心夔而言是巨大打击，因而他选择在这一天立志“亲书向道”。一方面，他向尹耕云（杏农，1814-1877）、李鸿裔（眉生，1831-1885）询问为学之要，又致信易佩绅，为明年前往曾国藩处效力寻找出路。为了铭记这一刻，高心夔还自治“哀窈窕思贤才”图章以自勉，并且选择在这一天开启日记写作。
　　对高心夔而言，印章是自励自勉的符号，是一种印刻生命意义的重要物件。这次朝考四等对高心夔打击甚大，此后数天时间，他不断刻图章，以泄愤懑，以慰伤心。印章又成为高心夔心绪的排遣之物。对此时的高心夔而言，何以解忧？似乎惟有印章。试看他此后二十天日记的记载：
　　五月六日，予自刻“山泽之臞”。
　　五月七日，读杜诗、钞《庄子》，刻印二：一“诵先人之清芬”，一“石钟山民”。
　　……   
　　五月二十三日，是日读《后汉书》、《文选》。刻印一，文曰“缘督为经”，语出《庄子・养生主》。予自书篆，麓生奏刀，未竟，予又足成之，合两人之力为此印，遂俨然杰作矣。麓生尝为予刻“忧患之馀，有意于道”印，亦佳。晚为尹公刻印，背铭字，凡四枚。
　　五月二十四日，遣奴子奉印尹公。
　　短短二十天时间里，印章之于高心夔既是个人心绪写照，也是舒缓心情，藉以自勉自励的工具，同时还是他和师友沟通的重要媒介。就高心夔个人心绪而言，印章反映他情绪从低落回归平静，也预示他从困顿中走向坚强。五月六日，尹耕云、李鸿裔均有书致高心夔，加以慰问。然高心夔内心十分失落，朝考四等意味着前途不妙，因而生出山泽之想，自比山泽臞仙，失望情绪溢于言表。至于五月七日，这种情绪仍然挥之不去。这一天高心夔面见皇帝，知道自己的归宿是铨选知县。“人穷返本”，故高心夔所刻印章印文为“诵先人之清芬”，心中不免思归故乡，故又治印“石钟山民”。然而此时高心夔的前途已基本明朗，故他也不再幻想，此后将近十天未再以图章化解愁闷，转而读《后汉书》、读杜甫诗以壮志节，以纾愁困。至于五月二十日，高心夔治印“欢喜坚固，可以长生（安）”，语出《易经》“乾之困”，意指不管外界如何言说，他要自守内心坚固的城墙，从而获得长久之安。这既可视作一种自我困顿写照，何妨也是自信自奋的抒发。由于这种思绪的变动，至五月二十三日，高心夔进一步将自我的世界构筑得更加完善，于是有谨守庄子保身全生的处世之道，故刻“缘督为经”图章。至此，就高心夔个人而言，印章已经全面地反映他心绪的起伏流转，从激烈归于平静，从愤懑趋于安宁，一种用世的激切心理暂时为平和处世之道所替代。
　　高心夔这一心路历程，不仅通过自刻印章实现，也通过为他人刻印完成。在这一过程中，他曾为尹耕云刻“珠玉为心以奉君”等印章，向朋友剖白自己心迹。这些印章的刊刻既是友人对高心夔的印章技艺的认可，也可能是对郁闷的高心夔的劝慰。其中一些作为礼物的图章的完成，并非高心夔独立制作，他的同馆友人黄沄（麓生）曾与他合作治印，不断为高心夔修饰印章。这种艺事的合作，也不妨视作友谊的慰藉。
　　作为艺事之“物”、“身外之物”的印章，对文人而言，在许多时候具备和诗文作品共同的功能。阅读诗文，与绘图、刻印，对文人心灵世界而言，可能有着相同意味。对高心夔而言，检点印匣，是舒缓心绪的必要举措。这种举措与读书纾困在心灵疗效上似乎不分轩轾。咸丰庚申（1860）七月，英法联军进攻天津，高心夔对此十分关注。听闻僧格林沁率军与洋人战事不利，高心夔连续两日日记书写心境，聊将日记作为排遣之法：
　　七月六日，是日收拾印匣文具，忧闷特甚。夜闻僧军又挫矣。阅《程氏编》。
　　七月七日，是日阅《程氏编》，晚诵魏武“对酒歌”，深有所感。不闻天津事，闷绝。
　　愁绪难遣，忧闷难排，高心夔索性收拾印匣文具，做起枯燥的整理工作。这种物理性质的劳作，与读书遣怀，吟诵“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看来并无高下之分。同样有所感慨，同样是“借酒浇愁愁更愁”。诚如高心夔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二十三日日记所言：
　　是日有烦恼事。刻印背字。余性殊激，有忧闷恒不能自宽释，然用心颇一，故遇拂意事，每刻印、临帖，消遣纷虑，久之乃平。虽或自克之道，亦其嗜好然也。
　　对文人而言，一些习惯性的行为或许如读书作诗一般同样值得。过去人们关注文人心态，总是有意无意将目光锁定在文人读何书、引何书上面，以为这样更容易把握心态的“内容”，至于心态的外围，那些有意无意的“行为”，往往一笔带过。人们认为想要在“心态’和“行为”之间建立直接关联，需要诸多佐证去完善，而心态“内容”和文本内容、文本思想的关系似乎更加理所当然，因而此类研究往往获得优先位置。可是，回到高心夔日记来看，这两组对应关系恐怕无高下之别。一种行为模式（譬如刻印）对应一时期的文人心态，在日记中有时有确切的说明。既然作者已经如此公开诉说他一系列行为的周遭与环境，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把他的心态和行为模式揭示而出呢？

　　高心夔《佩韦室日记》书影印章既是高心夔的日常艺事，也逐步成为他的重要记忆之物。当高心夔将这些关于印章的故事和回忆记录下来时，日记也就成为他关于印章的生命叙事，成就了他的心灵修复之旅。生活里的印章，就是这样进入生命，进入文字书写，成为可贵记忆，最终缓缓从日记中道出。作为“物”的印章进入日记的历程，揭示文人“雅玩之物”如何进入生命史，如何进入艺术史的过程。也正由于日记如此详细记载了“物”如何进入个人生命，以及这种过程如何被叙写，或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何历代文人如此精心营构他们的“身外之物”。那些看似无聊的艺术实践，看似消磨时间的“玩意儿”，譬如图章，何以令他们奋不顾身，有时如痴如醉，有时须臾不可离。如高心夔这样的日记或许可以提供部分答案。
　　根据《高心夔日记》，可厘清一些印章归属问题。如《简明篆刻辞典》“高心夔”词条时，钤印有“声父”二字方印，揆诸该书其他条目，此印章似为高心夔所用印。然而高心夔日记明确记载，“声父”一印实为咸丰十年七月二十日，高心夔为翁同龢（1830-1904）所刻，此印章刻者为高心夔，归宿则在翁同龢。

　　张剑整理本《高心夔日记》另外，由日记记载印章信息，也有助于解读日记中散落的印蜕。高心夔日记中一些印章嵌在日记的天头、地脚，并非收藏章，仅仅是一些试验的印蜕。譬如日记中钤印有“怀新阁”，实际为高心夔为李鸿裔所刻印章，不过因为自觉所刻惬人心意，于是钤印在日记中，以为纪念。在一般的印章使用场景中，这类“随意”印着玩的情况可能存在，但今存材料中几乎都不见踪影。这类“随意”钤印的行为，表明印章在实用性、一本正经的艺术欣赏外，还有一些不可捉摸的意义，如高心夔此处钤印，既不为表达什么，也不为标记什么，甚至也不为记录这枚印章（与下文有意钤印以求记录有别），只是因内心一时喜爱，或是为了试验刻印的效果，而偶然钤印。日记中此类钤印行为，因其随意而显得珍贵。
　　印章是高心夔心路历程的写照，也是他的人际网络的一种连接物。由“印章之眼”出发，高心夔的日记不再是零碎的，不再是不易归纳的文字组合，而具有心绪流动的节奏在。印章在日记中的浮沉是高心夔心绪的反映，能够串联起散乱日记片段，使得根据印章对高心夔日记作分段处理成为可能。对复杂的日记而言，在许多时候，除去利用日记时间加以区分之外，往往很难对日记进行分段处理。在此前处理中，人们通常以某件事情的始末作为截取日记的根由，然由高心夔日记出发，则揭示了印章等物件也是为复杂日记进行分段的参照。
　　三、张廷济日记中的印蜕和印章价格
　　张廷济（1768-1848）为嘉道时期著名金石学家，所著《张叔未日记》《清仪阁日记》《张叔未日记杂稿》等分藏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地，部分日记已有影印本和整理本面世。张廷济日记记载印章相关信息较有特点，兹举其要如下。

　　上海图书馆所藏《清仪阁日记》首先，《张叔未日记》记载诸多古印信息。日记中的印蜕，反映作者欲给印章“留真”的观念。除去后来者所钤递藏章外，日记中印蜕大体可分三类，一是作者自镌印章，二是作者购藏或借阅的印章，三是作者使用的印章。在不同的日记中，这三类印蜕的数量有所区别。高心夔日记所载作者自镌与使用的印章较为丰富，而在张廷济日记中，个人使用或购藏的印章则占据主流。如张氏嘉庆九年正月十三日记载“嘉兴张廷济字叔未行三乾隆戊子生嘉庆戊午科浙江乡试举第一”一印，这方印为高勉斋为张廷济所刻。张氏获得此印，在日记中记上一笔，且钤印于此。此外，还有一些自用印章，也钤印于日记中。如张氏嘉庆九年（1804）正月十二日日记中抄录自撰《戴昆玉先生小引》一文文后，镌有闲章两枚，一为“廷济”，一为“廷”“济”连珠印。这种印章的使用或许是为了宣示文章的所有权，或许仅仅为了给这篇文章作标记，以便利用日记编纂文集时方便抽取此文。
　　日记作者购买的印章，无论是久远的古印还是今人之印，也被钤印到日记中。人们钤盖他人的印章，或许出于这样一种动机：一旦把古印或经手的印章钤印到自己日记中，自己便也部分地“拥有”了那些印章。张廷济嘉庆九年正月二十日购得“西畯真赏”印章一枚，即钤印于当日日记中。对于雅好金石的群体而言，古印在群体之间流转借观，云烟过眼，并不能购买，也不能长期持有，那么，钤印于日记簿册似是上乘选择。张廷济日记中有数次借印而私钤的记载。嘉庆二十一年（1816）闰六月廿三日条下盖有“司马氏”古玉印印蜕一方，文字云：“玉印，黝如纯桼，覆斗钮。嘉庆丙子又六月廿三，晋斋带视，印此。”因友人赵魏（号晋斋，1746-1825）携带此印过访，“雁过留声”，张廷济便留下此印蜕。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条下有一方印蜕，旁行文字云：“铜印，坛钮。丙子七月十一葛春屿嵩寄视，当付还之。叔未张廷济记。”借阅印章，钤印于日记中，与张廷济所编《清仪阁古印偶存》有关。日记记载此事，一方面备查，为归还印章等事留底，另一方面，也给日记增添别样意味，日记由此成为印谱编纂的工作档案，甚至是编纂印谱的草稿。

　　张廷济《清仪阁日记》书影在摄影技术、复制技术尚未发达之际，清人保存印章信息除去拓印、钤盖印谱之外，只能更多地求诸文字描摹。此外，对于仅见印蜕的印章，他们也热衷于摹写。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张廷济曾抄录翁方纲（1733-1818）写给文鼎（1766-1852）的一封信，张廷济不仅全文抄录于日记中，还在信末摹写了翁方纲的“彝斋”方印。日记记载许多印章信息，但并非所有印章都有幸在日记中“留真”。嘉庆九年正月廿一日，张廷济获得钱顺甫带回的诸名印，嘉庆九年十一月二十日，“从姚友处买‘王禹私印’汉印一方”，李小舟为张廷济所刻“兰亭亭长”等，但这些印章均未在日记中钤盖。
　　此外，日记中还有一些印蜕，读者无从确知其意义。如嘉庆九年八月廿七日日记中张廷济所抄录的陆游《砖砚铭》后，有“张叔未”阴文方印。我们无从推测作者的愿意，或许他只是随意盖印，或许他别有深意，总之在日记中如何盖印，日记作者或后来的递藏者有最大程度的自由，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承认他们盖印的自由度。何况，张廷济别有印谱存世。那些未在日记中留痕的古印，在张氏《清仪阁古印偶存》中多有痕迹。
　　张廷济《清仪阁古印偶存》的编纂历程，在其日记中多有反映。该书道光十五年（1835）跋语中，张廷济记载编纂印谱的艰辛历程，自称得于师友所助者甚多。跋云：
　　数十年铢积寸累，仁和赵晋斋魏、嘉定瞿木夫中溶、秀水文后山鼎、嘉善沈幼清恪曾、孙戢斋圻，海盐黄椒升锡蕃、钱寄坤以发、家质夫开福，平湖钱梦庐天树、同里葛见岩澄、葛春屿嵩、葛向之时徵、徐籀庄同柏诸君子之力为多。而汪友铁庵，来自吴门，金友兰坡，来自邗上，所携致皆佳好，是亦可识也。
　　由日记中赵魏、葛嵩等人提供印章供张氏钤盖的记载来看，可知张廷济跋语所言“铢积寸累”并非自夸，而是编纂实录。嘉庆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日记附录他为钱天树所编《汉印私谱》序云：“予藏汉印少，而经眼者亦止数百品。”张廷济收藏印章并不丰富，他能编成皇皇的印存著作，得益于江浙地区的金石氛围。从张廷济日记记载来看，借阅、传观、谈论印章，在嘉兴等地已经成为一种风气。受益于这种印章密集流转的大环境，张廷济得以查缺补漏，通过借阅等途径补充所藏不足，并且悉心将所见记录下来。
　　其次，《张叔未日记》所保存的印蜕，有助于廓清印史上的一些悬案。如朱彝尊（1629-1709）之子朱昆田（笛渔，1652-1699）的印章“西畯真赏”，为1962年夏天，葛书征捐赠西泠印社的“四十三方印”之一（事见葛贤鐄《葛昌楹捐赠“四十三方印”之考证》）。这批印章多数见于《传朴堂藏印菁华》《丁丑劫余印存》《明清名人刻印汇存》等印谱中。然而，“西畯真赏”一印“未辑拓于上述诸印谱或钤于拓摹贴于扇，故至今未能探寻得其‘留痕’所在。”前所述张廷济于嘉庆九年正月二十日购得“西畯真赏”印，至嘉庆九年十一月廿四日，篆刻家文鼎造访张廷济。是日日记内，即增加两方印蜕。其中一方即是“西畯真赏”，旁有一行字云：“朱笛渔先生之印，张廷济藏，文鼎勒款。”不仅再度表明葛氏所捐印即此方，且给这方印留下了1804年的“痕迹”。当日日记中保存的另一方印蜕为“竹田深处”，旁又文字云：“《说文 》：‘篁，竹田也。’叔未解元居新篁里，覃溪翁先生署其户曰‘竹田深处’，秀水文鼎篆刻其印并记。”张廷济并未记载文鼎何时为刻印勒款，但由上述日记所载，可初步推测“西畯真赏”或是在这一天由文鼎勒款的。

　　《张叔未日记》“西畯真赏”印章书影再次，张廷济日记还记载不少印章的价格，为研究嘉道时期金石学的市场流通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兹将张廷济日记中相关印章价目表排列如下：

　　张廷济日记所载部分印章价目表从张廷济日记所载来看，嘉道年间，汉代印章的通常价格是洋钱一元至两元一方，如果品质出众，如涂金龟钮“骑督之印”则价格至五个银元。批量的印章价格也在每一方两个银元左右，如浙江海盐张氏所售者即是。由于清代银元的购买力往往不容易测定，因此我们以张廷济日记中其他书籍和艺术品的价格作为参考，以便对张廷济购藏印章的支出有一些直观印象。由张廷济嘉庆二十二年八月十四日至二十日日记记载可知，《东都事略》价格一洋钱又一百文，《郑康成年谱》一百文，明人诗札十件（文征明、唐寅、唐顺之等）价十洋，翁方纲书“祗平居”扁价一洋。一方汉印的价格与一部近代规模较大的史书如《东都事略》价格相仿，是小本书籍如《郑康成年谱》的十倍以上，也相当于明代名人手札一件，或相当于翁方纲等当代书法大家的题匾。
　　从上表还可推断，由于金石之学的兴起，印章逐步成为可以交易的商品。不过印章交易这一市场尚不算十分活跃。张廷济购买印章，也有从友人（熟人）手中获得者，可见印章市场确实还处于发育阶段。此外，张廷济购买印章很少在乡间，而多半购自嘉兴县城和杭州，表明杭州和嘉兴是浙江金石交易的中心。从中还可见，印章仍是艺术品中的小宗，在较大城市才有更多的流通，而一般古董商和书画商人上门贩售的多是书籍、书画作品。需要指出的是，乡居的张廷济在与书估和其他古董商的交易中，已建立熟悉的人际网络，他的印章服务于印谱编撰，因而往往可以通过借阅获得，而不必购买。
　　张廷济的金石书画鉴藏活动十分丰富，然而，这一过程是渐进发展的，是按照时序逐步累积起来的。张廷济日记中的材料，提供了嘉道时期一位金石学家诞生的历程，也勾连起古老的金石学传统。印章活动作为张廷济金石书画鉴藏生涯的一部分，为理解一位金石学家如何收编金石，从事研究，最终建立自己在金石书画领域的声望，提供了观察的窗口。而日记是提供这种理解的关键，它所展现的嘉道时期的金石学面貌，具备一些特殊性，譬如印章市场、价格、印谱编撰的过程等，为理解嘉道时期金石学兴起提供了可以观测的变动背景。
　　四、私人用印规则的公开化
　　印章一旦被使用，关于它的使用规则就成为必须考量的因素。中国古代关于官印的使用，有一整套完整的制度。这套完善的用印制度影响到私人的日常用印。在书画作品中，人们在钤印之前，就已经十分关注用印的形式、数量、大小等，这些规则有时明言，有时候需要观赏者自行揣摩。而这，也是关于印章使用研究的大宗。对于存在复杂文艺交往和日常事务的文人而言，其日记往往保存较为复杂的印章记载。通过印章的使用规则传递信息，表达身份，或传达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这是文人常用的手段。不过这些隐晦的心理并不适合公开表达，而其中繁复和细微的变化，又使得他们自己常常混淆印章的使用规则，有时候自乱其例，于是在日记中将这些内心的想法记载下来，就显得十分必要。
　　王韬日记中保留诸多本人的印章信息，仅台湾傅斯年图书馆所藏《蘅华馆杂录》六册，就保存王氏“兰卿”“蘅华馆主”“家住吴淞第六泉”“琅邪珍赏”“蘅华溪馆”“遯叟藏书”“长洲王韬”“红蕤阁女史”“淞北倦民”“此心聊与此山盟”等印。王韬《蘅华馆杂录》第四册咸丰三年九月至咸丰四年五月之间，存有《蘅华馆印谱》一种共11页，钤印20方，每一钤印均记载印章释文，印章来源概况等。如印谱第一页，“眉珠小庵华曼居士印”，释文“此印乃甫里曹氏旧物，余售之于洢人师手。纽刻一狮，极为细巧，字乃许锦父所镌。壬子仲秋灯下志。”这些都是印章研究足资采用的材料。

　　王韬日记中的《蘅华馆印谱》仅就王韬用印的规则而言，在印谱中也有体现。在第一种印谱中，王韬记载了一方“平安家信”印章，印谱记载云：“是印刷乃叶文照耀所刻，余以百文得之，印诸书札上，使老亲见之，喜动颜色也。”第二种 《蘅华馆印谱》存印38方，也记载一方“但愿生生世世为夫妇”印，补注云：“私札往来，用以示信，亦佳谶也。”不过，总计58方印章的印谱只此两印记载用途，可见王韬并不愿意过多地在印谱中显示自己的用印规则。
　　但在日记中，作者实际上可以毫无保留公开自己使用印章的规则。正如奥斯卡・王尔德的所言：“一切艺术既是外观的展现，又具有象征意义。”对古代文人而言，个人印章的来源、用途等均有自身特色，这一整套与印章有关的信息往往并不公开宣示，有时候需要深入细致地归纳推断，才能捕捉一些印章所蕴藏的意义，而日记则将印章的其他信息与予以披露。
　　例如在浙江台州人黄秉义（1874-1920后）日记中，就清晰记载了印章的使用规则。黄秉义丙午（1906）正月初二日日记记载：“余自本月初一日起，与友人来往信件名字之‘顿首’草字中盖一‘侣’字篆字小戳一方，与长辈来往信件名字之下书‘谨肃’，或‘叩首’字上盖一‘秉义谨肃’篆字图书一方，以作记号。……另有官名及别字号等及一切图章盖用余书篆字或行书用，均不得为凭也。”可见黄秉义使用印章十分谨慎，仅仅书信中的印章，就因收信人的辈分、信件的重要程度等，而使用不同印章；即便是信套，黄秉义也用不同印章加以区分。在私人信件之外，对于借贷凭据、收条等，黄秉义又使用另外一套用印规则，以此作为凭据。

　　黄秉义日记的用印规则介绍

　　黄秉义日记的用印规则介绍2或许因为这些用印规则过于繁复，不便记忆，黄秉义又将印章钤印在日记天头位置，再作说明，以便自己用印时不至于出错。尽管黄秉义没有明言，但这些钤印在日记中的印章连同说明文字，实际构成小型印谱。不过这个小型印谱较为特殊，即它主要说明印章的用途：
　　“侣”：此方图书与平辈来往xx盖用，亦是通用，还是余书信函为记。
　　“勤以补拙”：此有紧要函件盖此图书。
　　……
　　“质诚”：此方图书盖用余书篆字，或行书用，本不另记，因与上块方式“质诚”图章均是同字，分别详记。此方长式图章，不足为凭。
　　对黄秉义而言，这份小型印谱是他收发信件、辨别信件重要性的凭证，也是他收发物件、认定券据的判断依据。这份小型印谱集中这些印戳，是日常事务逐步增多，黄秉义不得不加以处理的必然产物。可见，印章进入日记，并在日记中占据越来越多篇幅，是日常生活中印章发挥作用的体现。此外，这份印章还提醒研究者注意，清人使用印章有许多隐性的规则，这种规则往往只有他个人清楚，很少对外宣扬。毕竟，印章这些不仅涉及人情的深浅，也涉及田产、银钱等重要经济问题，故而个体往往甚少宣扬印章的使用规则。也正因此，日记中此类材料才显得可贵。
　　也正由于一般人不太公开印章的使用规则，故而日记是否记载用印的规则，有时也可以测定日记私密性的指征。许多日记都是私人写作的产物，但是一些日记从写作起就预备给人浏览。日记的公开程度与私密性如何区分，边界在哪里，往往不容易把握。除去一些公开性的日记阅读记录之外，人们很难断定一部日记的作者是否打算公开他写的日记。然而，对于日记印章规则的详细介绍，可能作为测定日记私密性程度的一个标志。即，如果一部日记记载详细的用印规则，那么作者写作日记时往往无意于公开日记。毕竟，向外人公开私人印章的使用规则，对个人的生活构成潜在的风险。
　　五、日记一定是“写”出来的吗？
　　印章进入日记，首先对日记研究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日记必须是“写”的吗？现存的大多数日记都是作者一手写就的，偶尔有别人代笔或者抄录，甚至有有一些图像、卦象或其他符号是手绘而成的，然而不管怎样，都可以看成是“写”就的。“写日记”成为我们看待日记的一种直观印象。可是印章进入之后，日记就不完全是“写”的，至少有一部分是“钤印”而成。“钤印”由此也成为日记生产的一种方式。“钤印”成为日记的一种创作方式以后，颠覆了日记是写出来的刻板印象，却揭示日记之于作者的一类本质功能。即日记作者总是想要努力把生活记下来，如果条件足够丰富，他们可能试图将生活的一切都记载进日记。写是一种手段，钤印也是一种手段。印章的加入使得日记突破了书写的范畴，一定程度上为日记增添了视觉化的要素，从复制和组合的角度实现对日记传统的发明和文化再创造。
　　印章进入日记之后促使人们思考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作者要在日记中散落地记载印章信息，而不是以印谱或其他方式将印章信息集中显现？换言之，日记为何能给印章及其周边营造“印章氛围”。探讨这一问题应该回到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去理解印章。诚如孙慰祖先生所言，中国的印章不仅是一种艺术现象，它“首先是深刻地参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活动的制度之器。这种两重身份使它与其他艺术部类如书法、绘画的研究方法与解析角度很不相同。……因而，要比较全面地揭示中国印章历史发展的状况，阐释具体作品，都不能仅仅关注它外在的表现，尤其需要探究深层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及其自身渊源这条暗线”。印章在中国古代社会有着重要作用，在明清契约社会中，更有着广泛应用，已经渗入日常生活的肌理层面。明清时期的印章较以往更为繁复，外加金石学复兴和玺印收藏风尚的推动，文人在日常生活中很难离开印章。这就使得一旦日记试图比较完整记载耳闻目见，记载日常生活，就很难不涉及印章信息。可以说，日记中“印章氛围”的形成，不过是印章在日常生活中应用的反射。
　　“印章氛围”的营造是日记无意为之的结果，然而执着于记载日常生活的日记最终必然涉及印章，并不可避免制造“印章氛围”。这就揭示日记的一项特质：随着某项事物不断涌现在日常生活中，它必然走进日记。甚至不妨推论：生活的界面有多宽，日记记载的边界就有多广。而新的事项进入日记，也不断修改日记的定义，例如关于日记的生产，印章的进入就促使人们思考日记必须是“写”的吗？日记这种功能的变化，最终也可能影响新事项的界定。就印章而言，日记的介入提醒人们注意印谱的一种生产模式，即日记是印章从进入纸本的“过渡空间”，印谱可能需要经过日记这一中介而生成，例如王韬《蘅华馆印谱》就是一例子。日记也为观测新事项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窗口，为新事项（例如印章）走向专门的著述展示了较为完整的“滴定”过程 。
　　就以往研究而言，日记并非研究印章的必备材料，但增添日记新材料无疑有助于印章研究。就日记研究而言，将日记中的印章信息抽离出来，有助于测定日记这一新材料的功能及其边界。这种将印章信息从日记中抽离、进而复归日记的研究思路，对日记研究和印章研究都是一种利好。由于这些印章信息本来蕴藏于日记内部，因而无论就“印章之眼”观看日记，还是从“日记之眼”观察印章而言：日记都可以自为一种研究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