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9个人，左右了近代中国的钱袋子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九大华资银行的业务超过中国现代银行总业务的一半，其资产占中国现代银行总资产的51%，这些重要的华资银行也成功推动了当时的国家经济改革，这主要归功于一群杰出的银行家。

这些银行家长期执掌这些重要华资银行，对这些银行的顺利扩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不过，他们却被称为“江浙财阀”。



谋取巨利的强盗大亨？

“江浙财阀”一词最早在1920年代末被日本报社记者使用。彼时中国的银行家为国民党北伐提供了巨大的财政支持。在1927年4月至1928年6月的14个月中，国民政府发行了1.36亿元的公债和国库券，均由这些华资银行负担，并在公债公开发行前由它们向政府先行垫款。

当时的中国银行家的财政支持，是国民政府取得北伐胜利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驻上海的日本记者将上海的重要银行家称作日式的“财阀”。如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张嘉璈所述，“江浙财阀”特指包括他本人、钱永铭、陈光甫和李铭在内的四位银行家。由于他们都来自江苏或浙江，所以被称为“江浙财阀”。

很快，“江浙财阀”这个词被国人用来批评国民政府与中国商界的联合。其含义也进一步扩大，包括所有出生或来自江苏和浙江的重要银行家、实业家和商人。

南满铁路公司上海事务所一份1929年的机密报告将上海商界64位重要人物列为“江浙财阀”。报告指出，这些人控制着上海最重要的商业协会，包括上海总商会、闸北区商会、上海钱业公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棉纺工业同业公会等。报告还称，江浙财阀的核心由6人组成，其中4人是现代银行家。有些学者干脆把上海所有的资本家都称为“江浙财阀”。



不过，无论“江浙财阀”这个词的含义如何延伸，其核心是指一群领先的中国银行家，尤其是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南三行”（新中国成立前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的合称）、“北四行”（新中国成立前的盐业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和大陆银行的合称）的主要负责人。

这九家银行在1935年的实收资本超过了9680万元，总资产达到29.5亿元。然而，这九家银行的实力甚至不止如此，因为它们还通过贷款和投资参与和控制其他工商业。从经济实力来看，这些重要银行的负责人，的确有资格称为近现代中国的“金融巨擘”。

在大多数中国学者眼里，“江浙财阀”是个贬义词。这个词暗指一群牺牲国家和大多数老百姓利益为己谋取巨利的强盗大亨。《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第891页）将这个词定义为：“旧中国江苏浙江封建买办金融势力的总称……这个阶级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经济支柱之一。他们借蒋介石发起反动内战之机，从中攫取了大量的财富。”《辞海》1999年修订版对此条目的描述几乎未做修改，只是明确指出，张嘉璈、李铭、陈光甫和钱永铭是这个群体的代表。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历史学者倾向于认同这种观点。一位西方学者认为，那时的中国银行家从公债投机中获取了最大的“个人职业发展和金融利益”。正如一本在美国大学里广泛使用的教科书所述：“政府通过发债大举借款，向投资者支付了高利率……实际上，这些债券的利息是从穷人购买盐和粮食等必需品中榨取的税收，最终通过支付债券利息流入富人的口袋。”

在最近修订的近代史大学教科书中，一篇文章进一步指出，旧中国“腐败的银行体系主要助长了少数金融家和投机者致富的气焰……然后，政府用大部分税收来偿还债权人，其中大部分税收是搜刮自税负繁重的贫苦农民，这实际上是通过榨干数百万贫困纳税人的钱财，促使已经过度富裕的银行界更为膨胀”。

作为那个年代中国最大型银行的负责人，这些银行家当然并不贫穷。然而实际上，也有证据表明，他们也不是非常富有，尤其是当将他们的个人财富与其在中国金融市场所拥有的影响力相比。可惜的是，尚未有可靠的数据可以揭示这些银行家到底有多富有。


为什么都是江浙同乡？

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银行家的第一个共同特征是来自同一个地区。不仅“南三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北四行”（这四家银行最初在北方成立）的负责人都是来自江苏和浙江。

江浙人主导近现代中国金融领域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早在明朝，江浙商人就出现在上海。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中国商人往往会根据他们的籍贯（共同的出生地或祖籍）或行业结为团体或“商帮”。在明清时期出现的中国十大商帮中，浙江宁波商帮和江苏洞庭商帮在1842年上海开埠后成为最具实力的商帮。敏锐的商业嗅觉是这些商人公认的天赋。

孙中山曾提出，宁波商人“精于经商”，他们在中国通商口岸的能力和影响力无人能及。尽管江浙商人在上海从事的商业活动多种多样，但他们的资源主要集中在金融业，上海金融主要掌握在他们手中。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的金融业由9家实力雄厚的家族企业掌控。这些家族中有5个来自浙江、4个来自江苏。其中最大的家族——镇海方家在中国有42家钱庄，其中25家在上海。1921年上海有69家钱庄，这些钱庄老板有54位来自浙江、7位来自江苏。



中国现代银行的创立和西方化的城市组织在上海的兴起，并未破坏中国商人之间的乡土联系。例如在1912年，上海总商会90%的董事来自江浙两省。1924年，上海总商会的30名董事全部是浙江人和江苏人。随着中国现代银行的出现，江浙人在上海金融市场的主导地位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

江浙商人，尤其是宁波商人在中国以乡士观念强烈而闻名。同一出生地或同一籍贯能够消除或至少减少商人之间通常存在的心理隔膜，促进商业上的合作。对许多银行家来说，在彼此的银行担任职位是一个普遍现象，例如担任银行董事或监事。

除了商业方面的考虑，同乡关系是促成这种合作的最重要因素。与中国其他商人和实业家一样，近现代中国的银行家也将同乡关系作为应对国内外金融问题的有效手段。

同乡关系不仅促进了当时中国银行家之间的合作，也为这些银行家增强实力提供了一个更为广泛的基础。由于近代中国缺乏行之有效的城市行政管理机构，行会在司法、经济和军事领域拥有相当大的政治权力。宁波商人沿着国内贸易的线路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同乡网络，尤其是在长江下游和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地区。

正是通过与这些本地商会的联系，近现代的中国银行家实现了自身实力的最大化。


一种新型的民族主义

1911年辛亥革命及随后的新文化运动激发了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也给银行家带来深刻的影响。陈光甫跟员工说：银行和每一位员工都有一个特殊的使命，那就是“拯救中国”。因此，银行的目标之一就是促进中国的生产，“抵制外人经济压迫”。

然而，与许多激进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不同，这些银行家并不反对外资进入中国。通过与外国人接触和留学，这些银行家建立了基于经济发展的民族主义观。他们承认西方方法和技术的优越性，并在经营业务中经常与外国公司接触。陈光甫也承认：“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它与外国大公司的业务联系。”

例如，汇款是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从1932年到1934年，该行通过分行为客户汇出了约10亿元，其中15%的业务来自英美烟草公司、标准石油公司及其他三家外资企业。

除了正常的手续费外，汇款还为该行带来了其他业务。这五家公司每天在该行保持大约100万元的存款。该行明确表示，其所有分行都必须为大型外国公司汇款，“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不收取任何服务费”。



然而，与外国人的商业往来并没有减弱这些中国银行家的民族使命感。张嘉璈在自传稿中写道：中国银行家所扮演的爱国角色“不像五四学生运动那样响亮和引人注目，但他们对中国新社会建设的贡献是巨大的”。

经济学家马寅初也赞同张嘉璈的观点。马寅初在1933年认识到，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垄断地位与以前相比已大大下降。这不是禁止其活动、废除不平等条约或结束治外法权的结果，而是中国新银行家努力的成果。他们克服了各种艰难困苦，坚定地经营银行业务，因为他们相信这个新业务的盈利能力。他们的活动极大地恢复了中国的权利和权益，并显著改善了中外之间不平等的关系。

这些重要银行家的政治立场也表现出民族主义的特征。由于种种原因，尽管他们竭力维持与官员的良好关系，但大多数都避免担任官职。

陈光甫在经历了一年军阀镇压之后，他于1913年决定“不再为政府服务”。他多次拒绝了政府提出的在各部门任职的邀请。正如他所说，他的政治态度是“尊重但与官员保持距离；与商家保持密切联系”。

张嘉璈刚从日本留学回国后有过一段从政经历。在他担任参议院秘书长的四个月里，他“目睹了袁世凯肆无忌惮地垄断政治权力，对宪法完全漠视和蔑视，以及进步党与国民党之间的阴谋和冲突”。袁世凯政府的肮脏现实使他“对政治产生了强烈的反感”。周作民于1924年拒绝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谈荔孙谨遵祖训“誓不做官”，并拒绝了任何官方职位，后来他一再拒绝担任财政部副部长。


国难当头时，骨子里也有家国

然而，当国难当头及全面抗战爆发后，以上所有银行家都改变了主意。

尽管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所秉持的民主资本主义价值观并不为国民政府所接受，但为了抵抗日本人还是加入了国民政府。

当张嘉璈被驱逐出中国银行时，他非常生气，拒绝出任任何政府职位。然而，当他听说日本人希望他出任伪政权计划设立的华北准备银行总裁时，立即放弃原先的想法。正如他在笔记中所述，“何可因小愤而害大局”。因此，他接受了铁道部部长的职务安排，为抗战和中国铁路建设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1935年，盐业银行的行长兼董事长吴鼎昌加入“人才内阁”，担任实业部长。此后，他在国民政府中担任了诸多要职。吴鼎昌先后被任命为贵州省政府主席、总统府秘书长等职务。陈光甫曾率中国代表团赴美谈判借款事宜。李铭曾担任中国代表团的顾问，参加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该会议奠定了战后的世界金融体系。李铭和钱新之在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两行改组后分别担任这两家银行的董事长。如果胡筠和徐新六没有被日军杀害，他们也可能出任官职。

日本占领北平和上海后，曾极力劝说中国一些具有影响力的银行家加入伪政权。尽管许多银行家曾留学日本，与日本友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没有一位重要银行家与日本合作，或接受伪政权的任何职位。唯一加入傀儡政权的知名中国银行家是原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傅筱庵，该行仅仅是当时上海金融界一家中型银行。

例如，当日军占领香港时，周作民正在香港。尽管被软禁了两个月，但他仍拒绝与日本或其傀儡政权合作。汪伪政权外交部部长陈公博邀请周作民担任官职，周作民当即轻蔑地拒绝了。浙江实业银行总经理李铭一直留在上海公共租界直到被日军占领为止。1941年2月，汪伪政府秘密发布了一份拒绝合作的著名商人通缉犯名单，李铭是名单上的头号人物。为了避开为伪政权服务，他秘密逃往美国。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不久，在日军的扶持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北平成立。为了充分攫取中国资源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日本占领当局计划成立傀儡政府中央银行。

傀儡政府的财政部部长王克敏深知，如果没有中国重要银行在北平和天津分行的支持，中央银行将难以建立。因此，他试图说服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卞白眉为筹办中的银行提供部分资金。卞白眉明确拒绝与王合作，称中国银行不会向这家新银行注资，也不会向这家“央行”提交准备金。

1937年12月23日，傀儡政府召开预备会议，讨论建立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该银行原计划一半资本由临时政府认购，但实际上是由横滨正金银行、日本兴业银行和朝鲜银行提供贷款；另外一半本应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其他中资银行的地方分行认购。中国银行北京分行被指派认购该行1/3的资本。卞白眉拒绝在文件上签字，理由是他只是中国银行的分行行长，无权代表该行签字。

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王克敏要求银行家“尽最大努力”购买所指派的资本。最后，卞白眉在认购文件上签了字：“卞白眉（将）尽其所能认购（指定的资本）。”这表明，只有他本人，而不是中国银行将承担此次认购的责任。

显然，考虑到傀儡政府对他施加的巨大压力，卞白眉尽其所能拒绝与日本合作。然而，他仍然对与傀儡政府的这种最低限度的合作感到厌恶。他在日记中写道：“签字后，我深感悲痛。以前的我今天死了，现在我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开业后，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从未支付过认购的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