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房者被房贷套牢、投资者被债务套牢、打工者被基本的温饱套牢、体制内的人被虚幻的稳定套牢。」
特约撰稿人 白莉莉 发自新加坡
“下不来了”一张坐满20人的大圆桌前，C位大老板突然咳嗽一声。服务员会意，把20个酒杯摆上转盘，依次斟满酒。
大老板转身望向王正坤：“把这些喝完，我带你去赚大钱。”
饭局最开始王正坤就打听到：大老板“上面有人”，通吃珠三角，手里捏着好几个稀土生意。还没上菜，大老板就嚷着要找人一起干票大的。那时，王正坤正和左手邻座的人加微信，一听这话，立马来了精神。王正坤清了清嗓子，吆喝服务员多加几个硬菜，末了把信用卡往红布酒桌上一拍：“都别动，今天这桌我买定了。”
那晚，王正坤喝光了20杯白酒。
喝大了是什么感觉？王正坤说，就像被架在天与地之间，意识恍惚，但清醒认识到自己做对了一件事——以白酒为筹码，链接更多资源。
“每次想到这里，你就再也下不来了。”他说。
这种“下不来”的感觉，和他2021年买了豪宅的感觉一模一样。“地铁上盖，无敌山景”，209平米，四间卧室，他邀请两家老人都来住。总房价1200万（人民币，下同），月供10万。
决定贷款年限的前一晚，王正坤抽了一夜闷烟。他想到自己都50岁了，如果贷款30年得80岁才能还完，“那时我死没死都不知道呢！”他盘了盘夫妻俩的工资加存款，咬牙签下月供10万。
王正坤投入全部身家买房的2021年，狂飙二十余年的中国房地产神话已抵达最终章。
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房地产业增加值由4141亿元翻升至7.5万亿，房地产业占 GDP 比例由4.13%增至7.34%——占比超5%即可被视为支柱产业。到2021年，卖地带来的收入占地方政府总收入的比重达42.5%。
地产热的B面是城市房价的狂飙突进。上海市房屋均价从2000年的3500元/㎡跃升至2021年的4万元/㎡，21年间涨了22倍。
房价远超普通中国人的收入水平。在买房压力最大的城市——深圳，2020年房屋均价7.5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年收入则为6.25万，房价收入比高达48.1——也就是说，深圳人不吃不喝48年才能买一套房。
成倍攀升的楼价吸引人们以负债的方式进入楼市。调查显示，中国43.4%的城镇家庭背负房贷；而据第7次人口普查，中国约有2.43亿户城镇家庭，由此推算，有1.05亿户城镇家庭背负房贷。
在深圳做了十多年地产中介的何明升就是其中之一。他见证了当地房价从均价2万/㎡涨到6.5万/㎡，行情最好时，何明升一个月的佣金接近三万。
2019年年初，他拿出90%积蓄，给父母和自己在广东清远分别投资了一套房，总贷款150万，月供1万出头。
清远位于广东中北部、距深圳200公里。2019年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清远的定位从“广州后花园”晋升为“大湾区后花园”。何明升看好大湾区的红利，他说自己最崇拜巴菲特，把“为未来投资”奉为人生信条。
包括他和王正坤在内的中国人曾经笃信，房价会一直这样涨上去。
但2020年，政府收紧对房地产业的监管，房企融资难度增大，加上疫情、封控冲击，大量房企出现资金链断裂的危机。
那一年，何明升带去看房的人比过去少了70%。
暴雷潮接踵而至。2022年起，恒大、碧桂园在内的30多家大型房企暴雷，总负债超过90万亿——当年中国GDP总量为120万亿。
多处房产延迟交付、沦为烂尾楼，仅恒大一家留下的烂尾楼就达到162万套，涉及600万业主。
何明升买的房也烂尾了，开发商以资金链断裂为由拖了四年。他购入时两套房总价240万，如今降价60万都无人问津。作为房产中介，他的月收入也降到一万元以下，还房贷都不够。
面对低迷的楼市和不断暴雷的地产公司，中国各省市在2023年出台超过670条支持楼市发展的政策，比如降低首付比例、放松外地人购房门槛等，政策环境已接近2014年最宽松阶段。
但收效甚微。
2023年，中国商品住宅销售额下降6%，新房交易量创下八年新低。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跌9.6%，全国土地成交面积同比下降20%。中原地产研究部主管刘渊对媒体表示：由于人口和经济增长放缓，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下行周期已成为行业共识。
入住豪宅的头两个月，王正坤家的房价就降了30万。家里的四位老人平日买菜路过地产中介，就进去问一嘴，每次问的价都比前一次低。有时大家一起在客厅看电视剧，主角聊到大城市的房价时，几个老人不约而同地叹气，摇头说这房真不值。
王正坤则嘲笑自己是“高位站岗”——这个词最初源自股市用语，指股民在高价时买进，并随着股价下跌被套牢。
近年，高位站岗一词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除了房地产业从高位跌落，中国经济在一些重要指标上亦露出疲态：2023年，中国吸引外资金额同比下降8%；出口总额同比下跌4.6%——为2016以来首次；除了9月以外，2023年4月以后的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一直低于50的荣枯线。
经济下行的漩涡正在“套牢”越来越多人。买房者被房贷套牢、投资者被债务套牢、打工者被基本的温饱套牢、体制内的人被虚幻的稳定套牢……如果说中国过去20年的经济增长给了他们站上高位的勇气，那么如今，他们中的大多数不得不用毕生积蓄、命运和理想，为中国经济下行买单。
全民高位站岗月供10万的王正坤体会到什么叫“祸不单行”。
2023年7月，中国对医疗系统展开反腐调查，多家医院、药企被查。医疗器械行业是“重灾区”之一。A股124家医疗器械上市公司的净利润降幅超过一半，由2022年前三季度的766亿跌至223亿。
在医疗器械行业做了十多年销售的王正坤每月收入至少损失两万。为了还房贷，他不得不辞去工作，奔向一个又一个酒局。
和王正坤一样遭遇行业“倾覆”的人还有很多。
一名教培从业者在2021年底教培行业遭“团灭”时被裁。过去两年，他在家自学德语，希望开辟小语种教育这个新赛道。但长期居家且收入不定，他和妻子三天一大吵、每天一小闹。过去两年，他一共收到六次邻居投诉，其中三次，物业直接派保安上门。
一个在疫情前赴丽江开民宿的小老板说，本想去云南“风花雪月地赚钱”，没想到“血本无归地失联”——为了避免丢脸，他骗父母说要去国外开拓，注销了微信、微博和QQ，用仅剩的存款在川藏地区穷游。
在广州海珠区的中大轻纺城，湖南人李月娥觉得自己正被“架在火上烤”。
2021年初，全国疫情趋缓，各地都在积极宣传“经济复苏”，李月娥向亲友借了30万，只身来到广州，在轻纺城盘下店铺，月租2.5万，四个员工，专做外贸服装。中大轻纺城被称为“中国服装加工王国”，拥有63个专业市场、2.3万间商铺，直接从业人员10万人以上，关联产业人群超过200万人。
生意好的时候，李月娥一个月能赚“大几万”。
直到2022年11月，轻纺城出现阳性病例，广州宣布封城。李月娥的生意彻底停摆，一些关系铁的东南亚客户问她怎么不发货了，她说等半个月就恢复正常。客户说：不好意思，半个月我们等不了，那我找别人了。
无奈之下，李月娥转战国内市场，利润跳水70%左右。“也就赚个盒饭钱。”
生意并没有在解封后好转：外贸订单缩减到个位数，而国内不是李月娥深耕的市场，短期积累的客户资源比不上那些长期“卷”在国内市场的同行。大环境也不景气，中国服装行业至今未摆脱疫情以来的下滑趋势。2023年1-11月，服装行业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8.3%。
凭借过去两年存的一点钱，李月娥勉强支撑着店铺。
每一个挣扎着要离开泥潭的行业，都留下大量被裁掉的人。除了传统制造业，互联网和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产业也未能幸免于难。2023年上半年，中国科技企业累计裁员人数超2万人；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头部企业蔚来，在2023年底被曝裁员10%，个别部门裁员比例达50%。
真实的裁员数据，恐怕远比上述报道更可怕。
失业当天，在杭州做程序员的程浩杰在小红书注册了账号，写道：“程序员一枚，今天被失业。致代码，致青春。”配图是自己的办公桌，电脑屏幕上是还没编完的代码。
这个帖子在一夜之间收获一万多个赞。超过500条评论里，被跟帖最多的一句是：“同失业”。
这些失业者成为中国经济下行中第一批被套牢的人。当整个行业在裁员、收缩预算时，他们很难在原行业找到薪资、岗位都匹配的工作。
程浩杰没能找到程序员的工作，只好在杭州送外卖。过去几年，大量像他一样的失业者涌入门槛更低的快递、外卖、网约车市场。2021年到2022年，美团外卖净增骑手97万人，创下增幅新高。仅2023年上半年，每日新增的网约车司机数相比2022年增长了近五倍。有报告显示，中国网约车平台注册司机总数已超过一亿。
大量涌入的人力进一步摊薄从业者的收益。
一位跑了五年外卖的35岁骑手以前一个月最多赚过两万元，如今已连续五个月收入不到7000元。
一位因“年纪大”找不到工作的36岁男士，去年底去开网约车，10月入账9500元，11月8000元，到了12月，就只有6500元了。
2024年元旦，他出门跑单前给妻子上交上月的全部收入6500元。妻子晃晃手机，冲他半开玩笑地说：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对吧？
他苦笑道：当然，不然咋过呢。
同样在高位站岗的，还有那些捧着铁饭碗的人。程乐在西安一所普通大学工作，她所在的部门负责基建，过去税后到手能有9000多，去年下半年开始持续降薪，上个月，她到手工资变成7000左右。
在东北做公务员的郝宇宙比程乐的处境更严峻。2023年10月起，他所在的宣传科以财政困难为由，拖欠了包括他在内八名员工的工资。拖欠第一个月时，领导说“下个月会发”，到了第二个月，则变成“上面也没钱了，你爱干不干吧”。
撑起地方财政收入半边天的房地产陷入低迷，也让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愈加恶化。就在2024年初，中国国务院罕见叫停天津、内蒙、吉林、重庆、贵州等12个省市的基础建设项目，以控制债务风险。去年也有不少网友贴出天津市政府部门、天津公交集团18000多名员工被欠薪数月的帖子。
公务员的铁饭碗似乎也要端不住了。2024年初，微博上流传的文件《厦门市市级机构改革实施方案》显示，党群机关行政编制将统一按照3%的比例精减（公安、司法等部门除外）。此前，江苏也推出编制人员停薪留职的政策，允许公职人员到企业任职或创办企业。
地方政府开始裁员、欠薪，和政府做生意的机构自然也“吃不饱”。
建筑设计师许之良接下某国资地产公司的项目，对方此前承诺分两期给他所在的公司放款，但首期150万付完之后，迟迟未能结清剩下的150万尾款。
许之良只好自掏腰包支付九个员工的工资和武汉市中心每月三万的办公室租金，但依然填不上各项日常开支的窟窿。加上他之前为了开公司向亲戚借的120万，粗算下来，这一单业务非但没钱赚，还欠了近两百万元的债。
但他依然相信——政府只是暂时遇到了困难，再熬一熬，就能看见曙光了。
解套的成本王正坤认一个死理：认识的人越多，来钱就越快。
通过结识大老板这样的饭局人物，王正坤过去两年做过不少生意：配件、稀土、新能源汽车……运气好时，他能通过做中间商赚个七、八十万。
但以前通过几个局、几杯酒就能拿到的生意，现在变得愈发稀少，饭局的“性价比”一路走低。最差的一次，他一个月只赚了一万块。
王正坤不得不辗转于更多饭局，妻子抱怨他成天不着家，有时连发十几条60秒的微信语音。王正坤很少理会，仅有几次回了六个字：应酬，理解一下。
有次全家人准备吃晚饭，等了半小时不见他人影。丈母娘打电话给王正坤，才知道他又有饭局。放下电话，丈母娘叹口气：人又看不见，房价又下跌，这往后还怎么过？
一晚，浑身酒气的王正坤被勒令睡沙发。凌晨四点，他被噩梦惊醒，冒了一头冷汗，想到这个月的贷款还没着落，又掏出手机，在搜索引擎里输入：什么生意最赚钱。
对大多数高位站岗的人来说，现实根本没有给他们“退出”这一选项，因为解套的成本太昂贵了。
背负房贷的王正坤、何明升们，无法像恒大一样破产清盘。一旦他们因为还不上房贷而断供，房屋会被银行收回、甚至被法院拍卖。由于房价下跌和拍卖折扣等原因，他们的房子不可能以原价卖出，等于既丢了房又损失了钱。
断供还会损害买房者的信用记录，影响他以后申请贷款、信用卡和保险等。此外，如果房屋被法院拍卖，买房者亦有可能成为“老赖”——即失信被执行人，不可以出境，不可以搭乘飞机和高铁。更严重的是，成为失信被执行人会让原本就艰难的求职变得更加困难，甚至连子女考大学、考公务员都有可能受影响。
2023年中国法拍房数量同比增长43%，达38.8万套。也就是说，有38万家庭用尽各种方法依然无法负担房贷，只好断供。中国失信被执行人的总数也从2020年的574万增至2023年的852万。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就算逃离了原本的套，外面的世界也并不会好过。
每个睡不着的深夜，李月娥都会想到：如果不做服装，自己还能做什么？做什么还能赚到钱？她没有答案。
被拖欠工资的东北公务员郝宇宙也没有答案。公务员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他常常告诫7岁的女儿：开公司随时会倒闭，要做公务员，公务员永远不会没工作。但他也说不准，像自己这样一个季度都没收到工资的公务员，还算不算“有工作”。
每个人都有不得不站岗的苦衷。
年过五十、在广告设计行业有二十年经验的王德龙，三年前和朋友合伙创业，疫情期间经历了“订单断档”，他索性注销公司，申领失业保险。但祸不单行，妻子近期也被所在的旅游公司“优化”了。
此前，因为担心公立学校“学不到东西”，王德龙让儿子入读了收费高昂的私立学校，为此他不得不在今年加入十几个广告业的“接单群”。
市场的萎缩从王德龙的收入中直观展现出来。过去他接一个项目能赚到两三个月生活费，运气好还能存一小笔钱。现在一个项目总价可能只有几千甚至几百块。而且，你不接，照样有人排着队等着接。
这让王德龙不得不开启“走量接单模式”。他做过电商平台薅羊毛“团长”，给MCN机构做过网红、艺人统筹，还接过一些活动、沙龙、论坛的在地执行。
为了激励自己接单，他把儿子一学期六万的学费作为计量单位。如果这个月只赚了三千，他会鞭策自己：“才赚了1/20的钱，还不能停下来啊！”
被政府拖欠150万的许之良也加入零工大军。去年12月，不堪负荷的他解散团队、注销了公司。如今，建筑公司的朋友偶尔会“漏一点”零活给他做，但每月六、七千的收入，远远填不上两百万的债务窟窿。
团队解散那天，许之良和员工一起吃了散伙饭。饭后有人提议去KTV“吼他一嗓子”，许之良摇摇头说，“别了，有这钱，你还不如折现给我。”
去年底，困守在服装业的李月娥给财务代理公司打了个电话，希望对方能暂缓收取全年的财务代账费：7500元。
财务公司秒回：不行。
在西安开设财务公司的张力介绍，像李月娥这样因为开店、开公司不顺，申请向财务公司迟交几千块代理费的个案，这两年多如牛毛。
他以自己代理的一家玩具公司举例：疫情前，这家公司流水每月至少十多万元，到2023年，它全年的流水才三十多万。过去一年，张力看过太多营业流水从八位数跌到四位数的公司。
被拒绝延期交费的李月娥，当晚躺在出租屋的沙发床上辗转反侧。夜里11点半，她起身从抽屉里翻出一支钢笔，把白天算账的表格倒翻一面，提笔在空白处写到：X总你好，我是XX公司的李月娥……
内容无外乎“开店赔本，生意难做”，或者“订单太少，熬不下去”。但李月娥写了整整两张纸——她高中作文都没写过这么多字，然后她拿起手机对着这两页纸拍了好几遍，挑了其中最清晰的两张，传给财务代理的负责人。
五分钟后，对方回复：李总，就七千块的事，至于吗？
至于。真的至于。李月娥回道。
“不是我累了，是我不信了”批量接单的前广告人王德龙在备忘录里存了一句话，每天复制粘贴、发给通讯录里的好友：“兄弟，好久没联系啦。最近忙不忙？有没有生意可以一起玩啊！明天有空没，要不见个面聊聊？”
绝大多数时候，他得到的回复是：“好啊，咱们改天约吧，明天太忙。”
王德龙很生气：都是当年主动凑上来的朋友，怎么现在聊到要见面就推三阻四？
有次他和失业在家的妻子吵架。妻子质问他一天天的都在干嘛，他生气回怼：我在找人聊了，你到底懂不懂，生意不都是这么聊出来的吗？
妻子听完大怒，抄起手边的插花玻璃瓶，砸碎在地板上：天天找人聊找人聊，你看人家理你吗？过去搭理你是瞅着你的平台，现在你光杆司令一个，有谁会理你！
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在经济上行期间积累的人脉、资源和称号，在下行市场里不名一文。
越来越多人明白了，他们赌上全副身家却落得高位站岗的命运，并非因为他们力不能逮，而是时运不济。
这个时运，可能是一个渴望离开县城、去城市赚大钱的女性始料未及的一次封城；可能是一个梦里都在期待通过编程实现阶层跃迁的男孩，不得不骑上电动车，穿梭在尾气和烟尘里送外卖；可能是一个曾经深信甚至迷恋铁饭碗的女青年，发现工资和绩效越来越少，考核和会议越来越多。
身份、家境、户口，在经济上行期间的财富分配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到了下行期间，这些原本困住经济弱势群体的枷锁，也变得更加沉重。
在自家楼下米粉店点餐时，地产中介何明升会陷入沉思：到底要不要加一个荷包蛋？有次正思考着，一个认识的中介发来微信：楼市不好，要不要割肉卖房？何明升挠挠头，决定不加蛋。挠完他发现，手里沾了几根刚掉的头发。一看，还都是灰白的。
购房清空了他在深圳工作十多年的储蓄。农村的父母提出拿积蓄帮助还贷，何明升没同意。他甚至没告诉父母房价下跌了。父母不太识字，很少上网，偶尔问一嘴房子涨了多少，何明升都回道：现在经济不像原来好，只涨一点点啦。
他经常性失眠。同事见他总在电脑前打瞌睡，送了他一个U型护颈枕——让他可以仰起头，靠着睡。
程浩杰觉得，自己应该是一路向上、在职场如鱼得水的程浩杰，而如今这个送外卖的人，并不是他。
作为安徽农村走出的第一个硕士生，他曾被村长当着村民的面授予荣誉彩旗，是老家邻居口中“在杭州定居”的“全村之星”。
每次和农村的父母视频，程浩杰都对外卖员的工作只字不提，照旧告诉父母，自己在杭州工作稳定，冷不丁还说又升职加薪了。
有次被客户投诉送餐太慢，他在后台看见那条不留情面的差评。那晚回到出租屋，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直带在身边的高中数学竞赛奖牌，一边摸奖牌，一边擦眼泪。在杭州，他没有一个同学和朋友，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聊天。
一些曾经的信仰坍塌了。
房产中介何明升厌倦了成功学。如今，行情越不好，公司安排的培训和讲座越多。有次讲师在会议室的白板上写下：“读懂房地产，筑梦成功学”。当晚何明升回到家，把几本成功学的书甩在回南天发霉的地板上：什么房地产，什么成功学，都是狗屁，全是骗人的。
上个月，他把这些书挂上闲鱼，还把微信朋友圈的背景图——一张卡耐基的头像换掉，改成自己去年去大理旅游时坐在麦田里的背影。何明升说，我不要什么卡耐基来指导我，我想自己静静。
一个从事监督报道十多年的媒体人，如今决定把主要精力放在电商卖货上。中国舆论空间不断收紧，他逐渐意识到一个过去看不穿的真理：编稿不如编故事，卖字不如卖球鞋。如今，只要在讲座上听到“新闻理想”四个字，他就会以上厕所为由离席，在朋友圈疯狂转发卖球鞋的广告。
一个自媒体博主2023年的收入比2019年下滑了70%，她不得不把四人团队解散，并无限调低自己接广告的门槛。上个月，她在后台翻了半天，找到那个曾经被她以“理念不合”为由拒绝的避孕套品牌：我现在能合作了，你看还能投放吗？
一位在成都因为高位买房、负债200多万元的全职妈妈，过去每天花至少三小时了解楼市动态。如今，她取关所有新闻客户端的地产板块，卸载了全部地产购房app。她说，不是我累了，是我不信了。
2023年，即使最乐观的人，也开始“不信”了。
在西安某大学待了15年的程乐，从小就被父母教育：医生、警察、老师是永远不会消亡的职业，因为再不济，政府总不会不管你。
但如今，说服自己熬了15年的那套逻辑越来越经不起推敲了——
程乐曾经这样说服自己：我现在工资5000，体制外的朋友工资一万，但朋友的工资可能只能拿到60岁，我在60岁以后还能持续拿这么多钱，按之前教育系统的薪酬制度，退休后我的工资可能还会往上涨。
“所以我非但不亏，还比他们更稳定，对吗？”程乐说。
现在，她觉得一切都难以回归正轨。她自问：眼下出生率这么低，未来进入教育行业的人数肯定是断崖式下降。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902万，低于2022年的956万，这是该数字连续第七年下降。
“以后的以后，还有年轻人为我们的养老买单吗？”
“出路”又一次饭局回家后，王正坤做了一个梦。
梦里他围着一个大转盘不停地转，转盘里不断甩出五颜六色的水花，入口凌冽清甜。后来他请人解梦，对方告诉他，说明你生意要发达了。王正坤开心得不行。
他最近打算转换跑道：承包加油站。他说，管好电和油，生活永不愁。
2024年元旦，深圳房产中介何明升准备重新开始——他准备在社交平台做一个“中介的一天”系列节目。地产业不好做，那就试试自媒体和直播。
年过五十、到处抢单的自由职业者王德龙，在2023年圣诞那天给前领导发了条祝福信息。虽然领导只回了冷冰冰的四个字“你也一样”，但王德龙已经明晰了自己2024年的职业方向：抱紧平台大腿，打死也不松开。
被拖欠四个月薪水的东北公务员郝宇宙还在“等钱来”。他说，未来自己要站好两班岗——第一班岗，是守住体制内铁饭碗；第二班岗，是死也不能在家人面前露怯。
被妻子催促“上交工资”后，郝宇宙向发小借了一万块，给妻子转了七千。妻子笑说，你们怎么涨工资了，过去都是不到七千，这次还凑个整数。
在广州做服装生意的李月娥还没有完全灰心，她想着——现在离开是亏，晚一点离开可能亏更多，也可能像疫情前一样“有得赚”。
李月娥提起2021年春天——她刚来广州，在纺织城里赚到第一桶金，那时电视和新闻里闪烁的词让她对未来格外乐观：复苏，强劲，回暖，喜迎。
曾和李月娥一样期待春天的，还有曾经的程序员、如今的外卖骑手程浩杰。刚做程序员时，他给自己定过一个小目标：疯狂写代码，存够一百万，然后去大理隐居。
但直到现在他都没去过大理。程浩杰打定主意，再苦再难也要坚持每月存个三四千。他不打算结婚，更不想要小孩。等老了，就用这点存下的钱给自己养老送终。
程浩杰再三强调，“我死后肯定不葬在老家，我只葬在杭州。”
依然等不到尾款的建筑设计师许之良，筹划起如何度过年关。近两百万的外债让他不得不在过年时“破例”——不给父母包红包。
他相信，2024年上半年就能收到那笔刚够偿还债务的尾款，等拿到钱，就给父母包个大红包。
在学校苦捱的程乐没有许之良这么乐观。这是大学毕业之后，她第一次认真考虑是否要离开那个曾经认为极其稳定的体制。她告诉8岁的儿子：你不要这么辛苦，你不要进到体制这个“笼子”里。长大以后，你最好要有选择权，你也不需要生小孩，不需要刻意进入婚姻。
她说，反正有一天，地球都会毁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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