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BBC记者费格尔·基恩（Fergal Keane）重返利沃夫（Lviv）车站。2022年2月到3月，他曾在这里目睹自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难民危机。如今，他透过两个乌克兰人的故事，探讨战争对他们的影响。

我们听到远方的尖叫声。叫声飘过一排排死者，飘过仍在等待填埋的坟墓，飘过一排排纪念阵亡者的旗帜，在冰冷的风中飘扬。

利沃夫的火星战场军人公墓（Field of Mars）通常是低声祈祷和闷声啜泣的地方。但在这个冬日清晨，这里响起震耳欲聋的怒吼声。

一个身穿迷彩军服的中年男子在约100码之外，走在一排排坟墓之间。他停下脚步，举起双手向天高喊： “敌人去死吧。”

他继续向前走，走了几步又开始喊叫。没有言语，只有痛苦的嚎叫。叫声随着他的离去逐渐消失。

附近一对母女在墓前献花，死者是个年轻人，是她们的儿子、兄弟。她们听到了动静仍继续献花，仿佛战争持续两年后成千上万人死去，这已成常态。

利沃夫每天都有战争死亡者的葬礼。棺材首先送到圣彼得和保罗加里森教堂。2022年2月，我在那里目睹俄罗斯入侵后的第一批葬礼。当时，这场战争就像是国家存亡之战。

这座城市还是二战以来欧洲最大难民危机的发生地。

过千万乌克兰人背井离乡，利沃夫车站挤满了西逃的难民。每一列来自布查（Bucha）和马里乌波尔（Mariupol）等地的难民列车上，都载满战争暴行的故事。

这些故事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人们争相登上火车，老弱病残被轮椅抬上拥挤的阶梯登上月台。

小孩哭声、车站广播声、火车进出的汽笛声此起彼伏，空袭警报也时刻提醒着人们，死亡随时都会降临。

现在回到这里，车站已经对战争习惯了。五号月台上的难民人群早已消失，志愿医护、乘务员、厨师和音乐家的大军也不复存在，他们的善意曾经减轻了许多人的恐惧。

如今，年轻的男男女女在寒风和阴影中等车，前往东部战场。还有一些家庭从外国归来，探望仍然生活在乌克兰的亲人。

两年过去，战争已成为利沃夫车站难以抹去的时代特征。人们疲惫不堪，到处都是生离死别的故事。

娜塔莎·安巴罗娃（Natasha Ambarova）也有自己的故事。她是医生，在车站运营一家急诊室。

我们是在难民危机最严峻的时候见面的，当时她指挥着由医护和志愿者组成的团队，在漫长而拥挤的走廊里奔波救援。

在这期间，她还处理家庭危机：娜塔莎是俄罗斯人，她在莫斯科的兄弟姐妹支持普京的战争。她与俄罗斯家人已经断绝联系。

“这些人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关系。他们永远不会说‘不’，会像奴隶一样保持沉默。”

娜塔莎在利沃夫大学教授医学，她知道学生可能会被征召入伍。该校已有多名教职员工丧生。

她自己对俄罗斯的情绪也变得更加强烈。她描述了城市遭受空袭的情况，以及她的孩子如何被爆炸炸断铰链的门而惊醒。

如今，这位医生，这位有11岁儿子和2岁女儿的母亲，想要战斗。这位医者想要成为狙击手。

“我喜欢用不同的武器射击。我想成为一个出色的狙击手，”她说。

我问她，以救人为己任的人对于要杀人有何感想时，她回答说：“这是我的战争......为了孩子们的安全，我可以杀死任何人。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我为我的土地而战。”

战争以多种方式影响着乌克兰人的心理。在经历了这么多苦难之后，创伤无处不在，并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

但两年前到处可见的良善并未被抹去。

在开往基辅的列车上，我遇到一位身材矮小、面露笑容的男子。

沃洛德梅尔·莫伊谢（Volodymyr Moisei）因为几年前的车祸断了一只手臂，他在军队中的角色是牧师，也担当礼物派送者，为前线地区的儿童送上礼物和食物。

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之前，他和太太已开始收养问题儿童——之前是那些来自破碎家庭的孩子，现在则是因战争流离失所的小孩。

战争爆发后，他以前收养的一个孩子安德烈（Andriy）想回到家乡照顾母亲，他母亲是个酒鬼，和他关系一直不好。

沃洛迪米尔给我看一张黑白照片，是安德烈在战前一次家庭聚餐上拍的。普京的最强盟友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指挥的车臣部队占领了这个村庄。

“（虽然她酗酒）但她仍然是他的母亲。为了阻止车臣人，也就是卡德罗夫的人进入村庄，他在村内建立了一支小型民兵队伍。不幸的是，一段时间后被他们发现了。他们开枪打死了他，把他扔进田里。”

沃洛迪米尔通常会向南跋涉816公里到克里维里赫（Kryvyi Rih），然后与他的朋友奥列克桑德尔（Oleksandr）再经过三个小时的车程到赫尔松（Kherson），这是 2022年11月从俄罗斯人手中夺回的城市。他们一起在前线村庄分发礼物。

在BBC摄影师陪同下，他们在乡间一个寒风凛冽的汽车站停下，那里聚集了约20位母亲和儿童。

这里随时会被俄罗斯炮击，战争随时爆发。但人们仍然坚守家园。如果你离开了，什么时候回来？你还会回来吗？

一位留守的母亲拉瑞莎·史克利亚尔（Larysa Shkliar）和沃洛迪米尔还有奥列克桑德勒会面，她坚拒离开或送走自己的孩子。

她说：“有人制定法律规定我们必须疏散孩子，因为我们的村庄位于红色区域。但当我问他们‘如果我这样做，你们会对我的孩子负责吗？’他们说不。”

“我没有撤离我的孩子。我是他们的母亲，要对他们负责。当奥莱克桑德和沃洛迪米尔来到这里，我们和孩子们都很高兴。”

一个10岁左右的女孩莱拉（Lera Verizon）走过来。沃洛迪米尔递给她一个包裹。她开始解释俄罗斯人袭击她学校时发生了什么。

“我们遭到三次空袭。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害怕。我姐姐所在房间的窗户被炸飞了。”

说到最后一句话时，莱拉哭了起来。她转过身投入母亲奥拉（Ola）的怀抱，奥拉摸着她的头安慰道：“小兔子，没关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沃洛迪米尔要离开了，他天黑前还要去其他村庄，还有很多事情要办。

他说：“你知道吗，我早就不想了解这场战争了。它夺走了整个生活，甚至是生命的意义，它夺走了孩子所能经历的最重要时光。”

随着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这位温和的牧师试图给孩子一些正常的生活，一个“让他们可以再次做梦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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