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至1939年，前苏联在斯大林主政下，开展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肃反”运动，后来人们评说这场运动，说这是苏联的“大清洗”。斯大林主政的“肃反”，被陷害的托洛茨基是这么评说的：“为确立斯大林式的制度，需要的不是布尔什维克党，而倒是铲除布尔什维克党。”

“大清洗”，这是斯大林为了清除其主要的政治对手“托洛茨基”分子，以“肃反”之名，共逮捕了120万苏共党员，占当时苏共党员总数的一半。“大清洗”期间，苏联1934年十七大选出的139个联共中央委员，有89个被逮捕并被枪决；在1966个十七大代表中，有1108个“消失”了。这些仅仅是高层清洗中有据可查的确切数字。除高层以外，“大清洗”究竟抓捕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关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没有准确的记载和答案，这已经成为20世纪一大历史谜案。“大清洗”运动中的镇压人数，学术界迄今没有定论。

说法一：苏联官方认定350-450万人

首先看看俄罗斯人德·安·沃尔科戈诺夫的说法，此人曾任苏联陆海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国防部军史研究所所长，是当时少数能够看到最机密档案的历史学家之一。他在1989年出版的著作《斯大林：胜利与悲剧》中，有多处涉及斯大林时期镇压的人数和规模。据国防人民委员部的统计数字等比较权威的资料分析，在1937和1938年这悲惨的两年里，大约有350－45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60－80万人是判了死刑的。

“根据现有的材料，可以对被镇压者的人数作一个保守的估计。”沃尔科戈诺夫说：“我有许多文献，它们似乎可以间接地证明，350－450万受害者的数字比较接近实际。”

这一结论与两年后苏联公布的官方说法比较接近，但仍有出入。1991年6月，苏联解体前夕，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个数字：1920年到1953年，苏联约有420万人遭到镇压，其中200多万人是在1937－1938年的“大清洗”中受到镇压的。

作为官方说法，无论是资料来源还是调查结果，均有一定可信度，但统计显然不够全面。沃尔科戈诺夫认为，有相当多的人并没有被“法庭”判处死刑，而是后来在劳改营和监狱中不明不白地死去的，这些人都没有纳入官方的统计范围。

苏联的许多大型建筑工程，如地铁、水电站、运河用的都是劳改犯。这是非常残酷的人力使用方法，例如被派到北极圈工地劳动的劳改犯，他们的服装和其他装备都是无法在那里生存的，更不用说劳动了。这些人据说只能坚持一个星期的劳动，然后就会“消失”。这部分死亡人数至今官方仍未能提供确切的数字。

而且，只有中央一级公布数字也是不够的，如果不配以各地区的深入研究和进一步统计，统计数字很难做到全面准确。特别是“大清洗”时期，无法无天现象极端严重，地方各级“肃反”机构乱抓乱杀事件相当普遍，有许多数字已无法统计。

在苏联“大清洗”和历次社会政治运动中，不仅仅有“按反革命和最危险国事罪被判刑”的，还有许多按其他原因被判罪的，如所谓“破坏集体财产罪”、“破坏国家财产罪”、“破坏生产罪”、“破坏劳动纪律罪”、“不能完成播种计划罪”，等等，其中有大量过不当罚、罪不当判的受害者。

最有代表性的是1932颁布的“麦穗法”，一些人只是在集体农庄麦田里揪了几穗麦子，就要被关进劳改营达10年之久。这些人都是按刑事罪判决的。其实他们作为“破坏分子”，犯了“破坏集体财产罪”，属于政治罪。

类似的例子在那个时代非常多。如在弗拉基米尔省苏兹达尔区，两个少年因为夜间牧马时在集体农庄菜园里摘吃了3条黄瓜，他们就被法院判了8年徒刑。事实上，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以后，还有30万人因为没有出工、没有完成劳动日的任务、捡了“麦穗”以及其他问题被判刑。

这场镇压运动还波及到各个领域。在知识界，历史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艺术家等等数以几千计地被迫害、流放。斯大林曾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的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这些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载，得靠师徒代代相传。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1940年6月26日，通过了《关于转变到八小时工作日、七天工作周和禁止职工擅离企业和机关职守》的法令。依据法令，职工擅离职守、迟到或早退，要判2个月到半年(还要扣除25%工资)就地劳动改造。按照这种“破坏劳动纪律罪”，仅在1940年下半年，就有209万人被判刑。

可见，无论“破坏集体或国家财产罪”，还是“破坏劳动纪律罪”，许多因“重大反革命罪”之外而判刑的人，都不在上述官方历次统计之列。

在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神经高度紧张，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说法二：俄罗斯民间认同2000万人

关于“大清洗”镇压人数，俄罗斯学者研究的结果，与官方公布的数字大相径庭，他们普遍认同的数字是2000万人。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权威人士是亚·雅科夫列夫。1987年年底，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下专门设立一个委员会处理平反问题，由雅科夫列夫领导。在叶利钦时代，雅可夫列夫继续这一工作。在此期间，委员会为250万人恢复了名誉。毫无疑问，他是能够接触到所有有关材料的人。

雅科夫列夫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中说，“目前尚无根据可靠文件得出的、能准确反映全国性大悲剧规模的确切数字。”但是他认为，被镇压的天才学者韦尔纳茨基院士在1939年1月写的日记中，提到被流放和监禁的总人数为1400－1700万，“不会有什么夸大之处”。

《一杯苦酒》提供了一些比较确切的数字。1954年内务部长C.克鲁格洛夫报呈赫鲁晓夫：1930至1953年间遭镇压的人数约为370万，其中76.5万人被枪决。雅科夫列夫认为，这个数字被大大压低了——没有列入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监狱的人数，也没有在集中营中的死亡人数，遭镇压的农民和被放逐的少数民族的人数也被忽略了。如果加上受害于集体化时期的340万人和遭镇压的330万少数民族，受害人超过了1000万。

2000年十月革命节前夕，雅科夫列夫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斯大林镇压的牺牲者涉及2000万人，也许还要多。他曾向俄罗斯总统建议，成立统计政治镇压牺牲人数的各部门联合委员会。“准确数字我们是永远不会知道的，最终哪怕得出一个大体数字，”他说，他们有多少人?是谁?在什么地方?有哪些类?不仅有被枪毙的，还有饿死的，“要知道，有1000万人是饿死的，死于有组织的饥荒。一次是死于余粮收集制，而另一次是在乌克兰，在我们的南方城市死于有组织的饥荒”。

如果把后面这些数字全加上，斯大林时期，被直接镇压的人数当在2000万左右，占全苏总人口1.9亿的1/10。难怪胡乔木曾经感叹说，“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下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

美国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就引证了2000万人的说法。他写道，尽管被斯大林处死的确切数字将永远无法获知，但估计在2000万到2500万人的范围内，不会是夸大的。斯大林时代“有数百万人惨遭杀害”，受迫害的人数“可以绝对有把握地估计不少于2000万，可能高达4000万”。

说法三：中国学者考证结果

相比之下，中国苏联史专家吴恩远就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进行了详细考证，2002年得出的结果是，从1937年2月斯大林发出“采用新方法，即连根拔出和粉碎的方法”与反党分子斗争的号召开始，到1938年底大规模镇压运动结束，苏联因政治原因，直接或间接被处死的在80万人左右。

吴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安全部等权威部门发布的统计数字，以及解密后的俄罗斯国家档案馆资料为据，考证出“大清洗”期间，因政治原因被判刑130－150万人左右；劳改营在押人数114万人；判处死刑69万人；流放和驱逐出境2.84万人。

吴还统计了集中营死亡的囚犯情况。1937年被关押在监狱、劳改营、集中营死亡的犯人是2.54万人，1938年是9.05万人。

综合以上数字，吴认为，“大清洗”期间的镇压规模不超过350万人，其中约80万人被处死，与学术界公认的2000万人相去甚远。

吴恩远据此撰文认为，“大清洗”人数被夸大，中国学者受到了西方学者的误导。他在题为《苏联“三十年代大清洗”人数考》的论文中说，苏联在“大清洗”中表现出的滥杀无辜、草菅人命、蔑视法制是极端错误的，触目惊心的镇反内幕发人深思。但西方学界有意利用一些肆意歪曲、夸大的数字，作为苏联社会主义“暴政”的证据，全盘否定苏联历史，造成人们思想的混乱，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动荡，最终导致苏联的崩溃。

对这一考证结果，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郑异凡表示质疑。他认为，吴恩远的考证结果仅仅限于1937年和1938年这两年内，而且是按照合法程序判处死刑的人数，决不是斯大林时期遭镇压或迫害的全部数字。

郑引证1997年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书》，该书对斯大林时期各种类型的镇压牺牲者数量做了一个总结，仅在1937－1938年，内务部就逮捕了157.5万人，有134.5万人被判刑，68.7万人被枪毙。

《共产主义黑皮书》罗列的被害人数清单如下：

1.1932－1933年有600万人死于饥荒，这是剥夺富农政策和国家掠夺性的没收集体农庄的苦果；

2.有72万人直接根据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判决被枪毙，其中有68万是在1937－1938年；

3.1934－1940年之间的集中营登记的死亡人数为30万人，1930－1933年的情况没有准确的数据，但在30年代总数约为40万；

4.有60万人是作为被驱逐出境者、迫迁者和特别移民死亡登记的；

5.有将近220万被驱逐者或特别移民；

6.1934－1941年间有600万人被关进古拉格群岛的集中营和流放区。

按照《共产主义黑皮书》的统计，20世纪30年代被镇压的总人数为1622万，其中各种死亡人数为800万左右。

《共产主义黑皮书》还提供了另一组数字：到1940年1月1日，全苏53个劳改营和425个劳改流放区共关押167万人，一年后为193万人；有20万人关押在监狱中，等待判决或者发送集中营；18000个内务部管理处管理120万特别移民。尽管这些数字是被大大缩小的，但从中仍能窥见30年代涉及苏联社会所有阶层的镇压规模。

“大清洗”前的镇压

史学界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大清洗”是对社会主义历史上一种恶的现象的笼统说法，泛指苏联20世纪20－50年代初斯大林时期对一大批无辜人员的镇压迫害。

如果基于这一广义理解，斯大林时期的镇压，还应当包括20世纪30年代集体化时期被当作“富农”消灭的大量农民。这些人因不愿参加集体农庄，或不按规定出售粮食，而死于各种迫害，包括：被直接枪毙的；流放途中因恶劣的条件而死亡的；到达流放地因恶劣的气候和生存条件，缺乏起码的物质装备而死亡的。

这些人没有被列入镇压、迫害、枪毙的名单之内，和那些遭镇压的各级官员、学者、作家等不同，后者多数得到平反昭雪，而他们并没有得到官方的平反，连死亡的确切数字也难以统计。但他们是遭受镇压的最大群体，则是不争的事实。

最早正式透露这一死亡人数的是斯大林本人。1942年8月14日，斯大林在同丘吉尔谈话中透露，集体化期间“富农”死亡人数达“几千万”。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记录了这次对话：

丘：“请你告诉我，对你个人来说，这次战争的紧张情况是否像贯彻集体农庄政策一样?”

斯：“不，不，集体农庄政策是一场可怕的斗争。”

丘：“我认为你一定感到不好办，因为你要对付的不是几百万贵族或大地主，而是几百万小人物。”

斯大林举起了双手，“几千万哪，那是可怕的。一直进行了4年。”

丘：“这些人就是你们所说的富农吗?”

斯：“是的。”

丘：“结果怎样呢?”

斯：“他们大部分都为农民所痛恨，被他们的雇农所‘消灭’了。”

关于镇压富农的人数，曾任苏共中央委员的罗·麦德韦杰夫，在其专著《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中说，在1933年联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有报告称，从1930年初至1932年底，有24万个富农家庭被迁往边远地区。

“这个数字显然偏低。”麦德韦杰夫说，消灭富农分两个阶段：1930年10月以前，迁往国内北部地区的富农家庭有11.5万个；1931年2月，通过了关于富农外迁的第二个决定，一年内就有26.6万个富农家庭外迁，这样，外迁家庭总数就达到了38.1万户。

这还仅仅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是根据执行外迁任务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等机关的报告，这些数字没有包括那些迁入实行全盘集体化地区的人，以及当作“小富农”被迁出的几十万中农和贫农。雅可夫列夫在《一杯苦酒中》提供了剥夺“富农”的大致数字，总共约120万户，以每户平均6－8人计算，约800－10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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