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秦代大一统之后，中国读书人心目中就高悬起一个政治理想，叫“三代之治”——夏、商、西周三代时开明的政治治理制度。

历代儒生都梦想着回到三代，他们认为，三代之治是天下为公，而“秦制”之后却变成了天下为私。

如何回到三代之治，或者吸取三代之治的有效因素改善政治治理呢？

到了晚清，中国的读书人惊讶地发现，“三代之治”居然可以真的实现，只不过不是在中国，而在“蛮夷”之国。

最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福建巡抚徐继畲，1843年，鸦片战争刚刚结束，他就写了《瀛寰志略》，致力于研究中国之外的世界。

虽然没到过西方，但是凭借读到的翻译材料，他得出一个判断：美国实行的选举制度，符合三代的政治伦理。

“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林肯说的民有、民治、民享，更是近乎中国的三代之治。

因此在他看来，这个国家真是人类的奇迹：“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

意思是，美国这个国家，联合众州成为一国，幅员和中国一样辽阔，却没有像一般国家那样设立国王进行治理，而是把权力交给民众代表组成的议会，创立古今未有的新局面，真是一件奇事！

晚清中国第一个驻欧大使郭嵩焘到了欧洲以后，也认为欧洲所行的是中国三代之治：

“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的欧洲，如同中国的三代时期的文明时代，而由欧洲看中国，中国倒成了没有文化的“夷狄”了。

这些观点，并非徐继畲和郭嵩焘等个别人的看法，

而是晚清相当一部分读书人，比如曾纪泽、王韬、冯桂芬、马建忠、郑观应、张树声、薛福成、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共识。

他们认为，西方的力量不只“船坚炮利”，更主要的是通过政治创新实现了中国人梦想两千多年的“三代”理想。

比如薛福成说：“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说，犹行于其间，其犹今之英、义诸国君民共主政乎？……所以三代之隆，几及三千年之久，为旷古所未有也。

在他看来，西方政治原理正是中国三代的原则，中国秦汉以后丢失了这些原则，但“民贵君轻”的原则却在今天的英国、意大利等国施行着。

保守派官员刘锡鸿出国前极力赞美中国“天下为家，政令统于一尊”，认为中国政治最好的地方是权力定于一尊，这样政权稳定，国家有秩序，而西方政治是一团混乱。

然而他亲自到英国议政院旁听，看到“官绅士庶各出所见以议时政，辩论之久常自昼达夜、自夜达旦，务适于理、当于事而后已”。“每年度支出入，并列细数普示绅民，稍有虚滥，则人共诘驳之，……众耳众目，故人不敢欺；公用公销，故人不忍欺”。

也就是说，议员们各抒己见，辩论经常从早到晚，一定要辩清楚为止。每年的财政收入与支出，都要详细公开，稍有不准确的地方，就会引起人们质疑。一切都在阳光之下，所以不敢欺骗公众。

因此他不觉称赞说：“盖合众论以择其长，斯美无不备；顺众志以行以令，斯力无不殚也。

也就是说，这种体制能集合智慧，也能顺民心，让百姓心情舒畅，愿意为国尽力。

到了西方，薛福成等人发现，西方的学校居然存在着一个从小学到大学的完整教育体系，可以全民免费入学，教育高度普及。这岂不正是中国人的“三代”理想吗？

刘锡鸿也对英国的教育制度钦佩不已。他在英国伦敦各处参观，见到英国义务教育普及，穷人也能上学，国家甚至供给低收入家庭子女衣服和餐食：

“贫而无力就学者，则收之以义塾焉，……供其衣服、饮啖”。而且学生素质很高，很有礼貌，“塾中子弟，言语有时，趋步有方，饮食行立有班行，虽街市邀游，不得逾越尺寸”。

图书馆“各国之书毕备，任其检读”。这让他叹息不已，没想到中国人认为只能在三代见到的情景，他在英国可以亲眼看见。

在英国待了一段时间后，刘锡鸿都不得不叹息说，英国的制度“真是仁义之极端也”。

这个国家，上下同心，“无闲官，无游民，无上下隔阂之情，无残暴不仁之政，无虚文相应之事。

没有闲官，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上层政治家与底层百姓之间沟通渠道畅通，没有残暴不仁的政治，也没有形式主义。因此“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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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大秦特色的民主，后来是大汉特色的民主，元朝也有四等人特色的民主，当然是自古以来了

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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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政治生态可能还比不上清末。

天下为公，浸浸乎三代之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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